材料一   五代时期，中国形成许多货币区，不但用的钱不同，而且不准运钱出境。宋朝时期各个区域使用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非常不便。而且政府受到周边民族政权军事上的威胁和侵略，不得不养重兵以为各，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南宋通行的纸币是会子。会子的名字北宋就有了，吕忠卿的《日录》就提到会子，说“民间自纳钱请交子，即是会子；自家有钱，便得会子”。东南所用的会子，起初由民间发行，叫作便钱会子，后来收为官营。（宋高宗）绍兴三十年，会子起初止（只）行于两浙，后来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区，纳税和交易，多可使用，几乎成了一种法币。宋代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纸币：除了川引以外，还有湖北会子和湖广会子。湖北会子专用于湖北路，后来通行于湖广。淮交是两淮用的交子，印造于乾道元年，背面印有“付淮南州军行使”字样，所以只通行于两淮州县。

——摘编自彭信成《中国货币史》

材料二   元朝纸币从借鉴前一朝纸币的良好经验着手，同时注重吸收前朝纸币通货膨胀的教训，对本朝纸币发行数量进行严格控制。到目前为止，史学界普遍承认元朝纸币从生产、发展到消亡共经过了4个时期，前后行用10余种（类）纸币。元政府规定：“禁止金银、铜钱在市面流通”，“只准官收作价”，把收集的金银集中于国库；元政府还颁发了《整治钞法条画》，对元朝纸币的发行流通等作了基本的规定，用最严厉的国家法令强迫百姓只能使用元朝纸币。元朝纸币不仅轻巧便携，金额可大可小，而且遍布全国的平准行用库，为纸币在全国的流通提供了保障。元朝中后期，由于统治阶层的穷兵黩武和穷奢极欲，造成政府财政支出无度、滥发纸钞导致钞法遭到破坏，最终促使元朝走向灭亡。

——摘编自吴建军《浅谈元朝纸币的产生原因及流通特点》

材料一   17世纪中后期，明清易代，长期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明末活跃的社会文化思潮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清王朝通过严酷的文化政策，实现了皇权对真理的垄断。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清初学者致力于文化的保存和儒学的重建。

——摘编自王博《明末清初史学思想的衍变》

材料二   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其中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天下是由君王一人独断；二是君民平等，君的权力来自民，君由民推选出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因此人民共有，非君王私有，三是天下大事应由人民主宰，不应必须尽心尽力为君服务。黄宗羲还借“古先圣王”之口对本末问题作了新诠释。他认为圣人所说“崇本息末”，是崇尚礼治，而禁绝巫蛊、佛事、倡优、奇技淫巧之类不切民用的末业，非贬抑工商之类有利民生的本业。“工商皆本”主张是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性批判，反映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要求。

——摘编自吴光《黄宗羲的思想创新及其当代启示》

材料一   汉朝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成帝时“置尚书四人”，其中有“客曹尚书”，专主夷秋之事。在地方上设置的民族治理机构主要有“道”“属国”和“初称”，还结合具体形势和民族地区的特点设置了专门的职官，如在《后汉书》之《西芜传》、《乌柜鲜卑传》、《西域传》、《南匈奴传》中多有关于护芜校尉、护乌柜校尉、西域都护、使匈奴中郎将的记载。汉文帝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成之事。”武帝元狞二年（前121年），“上称、溯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成田之”。元封二年（前109年），“漠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称，赐漠王王印，复长其民。”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微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对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串……乃且听蒙约。”“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元光五年（前130年），遣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平都。”两汉时期，我国周边的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版图之内，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经历代之增益，遂成今日之中华。

——摘编自陈心林《汉代民族治理政策述论》

材料二   唐朝在总结了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称县，南北朝置左称右县的历史经验，首创了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方式—羁縻府州。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共有八百多个。保留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从长官到僚佑均由本族人担任，并派遣汉官充当羁縻府州的部分官员，组成联合统治机构，共同治理。同时也由中央派遣代表进行“监视督导”。以西汉与唐朝相比，西汉立国213年，与少数民族和亲16次；唐朝立国289年，与少数民族和亲29次；西汉时仅有匈奴和乌孙。唐朝则有吐蕃、突厥、契丹、回纥、宁远国和南沼等九个少数民族政权；西汉和亲只限于西北和西部；而唐朝和亲则视野开阔，东北、西北、西部、西南都渗透到。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永徽律》，明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反者，以法律论。”

——摘编自马敏钱晓芳《论唐朝的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材料一   汉代以前，基本是按照血统、世袭爵位、职位，寒门之子基本没有可能进入国家政权管理体制。到了汉初，汉高祖认识到人才的紧缺和重要，开始选贤任职。官员的选举标准是乡举里选，由地方治理官员对辖区内有才能、德行的贤人义士向皇帝和上级进行推选的官员推荐制度。汉代察举制主要有三种名目： 一是贤良方正，二是孝廉，三是秀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察举制本身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察举制遭到全面破坏，人才选拔也已名不副实，察举制逐步走向了没落。

——摘编自许为《“以名入仕”与“以文取士”人才选拔制度比较——以察举制和科举制为中心》

材料二

科举制创始于隋朝，经过分科考试，根据文采优劣进行人才选拔的一种制度。唐朝沿袭 了隋朝的官员选找制度，自由报考，以诗赋策问取士，但店代科举有秀才、明经、进士、俊±、明法、明字、明算、童子、道举等诸科，并且在每一科里面又进一步细分。其中，明经科重帖经、墨义，主要考察考生对儒学经典的记忆。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主要是面向一般士人的对时务策，突破了山士族门阀是断的传统经学的限制。虽然诸料并存，但主要是以明经和进士两科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

——摘编自李默海《布衣入仕与中图君主专制政体变迁》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法律宣教在历朝历代的不断重视下，逐渐形成了其特有体制与独特优势，有效促进了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伦理教化功能的实现。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只需简单的法律法令即可，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宣教，便遵循这一“简本普及”传统。具体实施中，针对儿童有注重教化的“蒙学教育”；针对德高望重之人．有隆礼重德的“乡饮酒礼”；针对官吏，有朝廷重视的“明法律令”。自战国以来，法律考核在商鞅的主张下极其严苛，掌法官吏在回答其他官吏或百姓的咨询时，必须按法定程式回答。此外，明清两代都规定百官必须熟读法律，京师内外各部门官吏都要接受其上司的法律考核，倘若不能通过则受到惩罚。

——摘编自谢宝仪《中国古代法律宣教制度的优势与当代借鉴——以基层普法为视角》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皇帝既是口衔天宪的最高立法者，还是最高的司法权威。而西方从古希腊起，不同的权力中心同时共存有很长的历史，因此．西方法系总体上是由多个法律体系组成的组合性系统。在法律结构方面．古代中西方法律都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下维护不平等的身份等级秩序；但西方法律传统在文艺复兴及近代法律变革之后，出现了平等化、非歧视化的浪潮。在法治终极目标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实质正义的实现，以结果平等、社会关系和谐为目标；西方法律传统则注重程序正义，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是其主要的目标实现方式。在法治认识论方面，中国古代个人依附在家庭和国家之下；西方法律传统更看重个人，个人权利和个体自由是法律关系的基石。在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方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提倡德主刑辅、礼法并重、宽猛相济；而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中世纪以降，长期采取宗教至上、法律为辅的社会治理方式。

——摘编自冯玉军《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