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公司初建时期，东印度公司明确宣布自己的基本宗旨，“除了追求航运谋求商业利益，通过和平贸易向国内输送金银之外别无他求”。当然，英国公司的和平政策是相对的，在它的成员中有许多人同时具有海员和海盗双重身份，在遇到葡、荷等竞争对手时总是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到17世纪下半叶，“手持刀剑做生意”变为商人们信守的格言，但最终目的仍是追求商业利益。18世纪中叶，一种观点逐渐占了上风：“和平的贸易当然是最佳的主要的目标，但是为了贸易，殖民和侵略又是不可避免的。”进而又发展到为了巩固自己的贸易地位，就必须控制领土、设立城堡、壮大军事力量和完善政治统治机构。1757年普拉西战役的爆发，东印度公司开始了运用军事力量，打击印度王公，将领土占为己有的扩张新时期。随着军事行动的日趋频繁，军队的地位更加重要，逐渐从一支附属于商业的队伍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力量，士兵制度和军费补助金制度也建立起来。在不停地循环过程中，商业的重要性越来越小。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占领的孟加拉土地上征税，并逐渐反客为主，使自己占领的地区成为国中之国。

——摘编自赵伯乐《从商业公司到殖民政权》

材料   殿试虽然始于唐朝，但当时并未形成制度。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才在省试上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并成为定制。宋太祖曾对近臣说过：“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唐代，主考官入贡院前，允许台阁近臣荐举考生。这种公荐直接关系到考生能否被录取。由于这种公荐极易导致营私舞弊，宋太祖乾德元年（968年）下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法公荐，违者重置其罪。”糊名法初行于唐，但并未普遍推行，到了宋代成为定制。糊名法，即把试卷上考生的姓名、乡贯等糊上，使考官无法确定试卷的归属。但是糊名后，考官虽无法看到考生的姓名，还可以通过笔迹辨认。为了禁绝这种情况，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始在殿试中实行誊录。誊录，即在收卷后，由专人誊写试卷副本，考官根据副本评阅定等。在考试内容方面，宋初沿袭唐制，进士科主要以诗赋取士。这种制度的消极性日益暴露。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下令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取士。唐代，进士科考试录取率极低，每科一般录取二三十人，到了宋代，大大扩充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进士科为例，北宋每科录取约277人。

——摘编自李建国《略论宋代科举制的发展》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00多年间，中国的对外交往史是一段备受欺凌的历史，旧中国的外交是屈辱的外交。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赢得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从此，维护国家独立，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实现独立必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断绝与旧中国屈辱的外交“遗产”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和执行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的三大政策。根据上述政策，毛泽东访问了苏联，并于1950年2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摘编自张清敏《当代中国外交》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共同的战略利益促使中美关系缓和，两国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两国关系从此进入新阶段。两国关系正常化为两国进一步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同时，中美建交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中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但两国关系的基础是脆弱的，由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美国也没有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也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摘编自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

材料一   隋朝立国不过三十余年，二世而亡，后人多归咎于炀帝，其实这种统治危机早在隋文帝时期已露端倪。 隋朝立国初年全国人口仅有360余万户，北部边境长期面临着强大突厥王朝的威胁，为此，隋文帝多次构建长城以防御突厥入侵，如开皇五年(585年)“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驻长城，绵亘七百里”，开皇六年又“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 由于南北朝时期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大规模的相互屠杀所留下的阴影，隋文帝对任何人都是非常不信任的，他将重法作为威慑统治阶级内部的重要手段，规定“盗边粮一升以上者皆死，行署取一钱，闻到不告言者，坐至死”，这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恐慌。

——摘编自王垒《试析隋文帝治世下潜伏的危机》

材料二   唐太宗开创了唐朝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表现出了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政治素养。 他励精图治，在当时历史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统一了国家，并使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一个“中国既安，四方自服”的相当稳定、和谐的“治世”。

——摘编自零月莹《浅谈“贞观之治”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的思考》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人数达到了5000万人，其中包括2000万苏联人、1500万中国人、500万德国人、250万日本人、100万英国人和法国人、30万美国人。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这5000万伤亡人数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人是被残忍杀害的。这1000万受害者是因种族、宗教、政治或其他原因而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被灭绝的。

——摘编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

材料二

全球和地区性安全问题持续增多。国际军控和裁军遭遇挫折，军备竞赛趋势显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形势错综复杂，国际防扩散机制受到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危害，面临新的挑战。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不断蔓延，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海盗活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伊朗核问题解决出现波折，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仍面临困难。

——摘编《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材料三

社会信息化带给人们便利的生活，也带来种种弊端。它使保护个人隐私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影响着个人生命、财产安全；它让网络成为良莠不齐的各种意见的汇集地，甚至成为个别别有用心的国家、集团或个人利用的工具。

——摘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一   所谓“大一统”观念，就是主张华夏族和四方的“五方之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战国时还实现大一统，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大一统”这个课题。《禹贡》、《周礼》等主张中国、四夷“四海会同”，统一由“王”来集权专制治理，并借用周代许多“设官分职”的成法制定出统一集权的官僚体制。

——《礼记》

认识到中国、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各自都有其居、住、吃、穿、用使用器物的特点，这是不同的经济、文化、习俗造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治理各族人民要尊重他们的民族特点，不要随便地改变他们的习俗。

——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中国史》

材料二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汉武帝主导的文化建设迅速推及全国各地，并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从考古学发现来看，西汉初年各地都存在形态各异且独立发展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直接继承自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化。到了武帝时期，各地文化开始趋同，渐形成一个整体，而六国文化基本消失，真正意义的汉文化出现了。

——马孟龙《大一统王朝的确立：秦汉》

材料三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亞”形布局。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