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英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式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法国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的内容，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中法建交的历史条件。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特的“中法(建交)精神”，请尝试概括“中法精神”的内涵。
材料一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最突出问题首先是环境污染，工厂的污水排放污染附近河流，城市用水卫生条件差。其次，人口迅速膨胀还带来严重的住房拥挤问题，两人以上共住一间房间从19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再次就是交通拥堵问题。更重要的是，英国在城市化变革中新的社会矛盾涌现出来，例如，社会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产生极大不安定因素，犯罪率的提高也是一个普遍规律，1805—1848年英格兰犯罪人数由4605人上升到27816人。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英国，逆城市化渐成趋势，其城市化水平由1931年的80.4%减至1960年的78.44%，此后的50多年基本不再增长。
——摘编自任泽平《英美城镇化经验与中国城镇化趋势》
材料二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家用汽车的普及，英国人口开始大量向小城镇迁移，大中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镇迅速兴起。为进一步带动小城镇的发展，英国政府实施了逆城市化行动，将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向小城镇转移，以期带动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小城镇整体经济发展，缩小与大中城市的差距。随后，英国大企业总部落户小城镇也渐成趋势，例如，英国泰晤士水公司总部在斯文登小城，英国燃气公司总部设在温莎小镇。许多跨国企业也把英国总部设在了小城镇，如能源企业E.ON的英国总部在考文垂小城，丰田英国总部在朴次茅斯小城。
——摘编自许燕红《伦敦逆城市化发展“小而精”》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出现逆城市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逆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 政党外交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外交特征。中国共产党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活动中既要实现国家利益，又要强调国际主义精神。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分属不同性质的概念。意识形态具有脆弱性，国家利益具有刚性，在涉及国家关系问题上，国家利益是最终目的，意识形态是服务国家利益的斗争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专门从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建立联系，通过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发展；“以意识形态划线”可谓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开展政党外交战略选择的一般概括。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全方位党际交流活动，不仅加深了与社会主义政党间的交流，而且也与资产阶级政党建立了联系。政党外交成了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成为政党外交的永恒主题，是研究政党外交绕不开的主线。这是政党外交双重属性的重要体现。
——摘编自杨胜刚《新中国政党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研究——以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相互关系为视角》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政党外交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新中国“政党外交双重属性”演进的历程。
材料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必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就需要一个周密翔实的计划。当时，朝鲜战争、国内剿匪和解放台湾的任务，也给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规定了一个有限的选择空间。“一五”时期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的 156个工业项目，实际施工的有150项，这些项目后来都成为我国工业的骨干企业。尽管新中国最初一段时间，照抄照搬了苏联的一些建设和管理经验，但仍然是注意结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有些方面还有所创造。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98家央企的核心部分，绝大多数都是计划经济年代建成的。陈云在谈到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时曾明确提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如果以 1952年和 1992年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起始和终止时间，那么，只要看看在这40年里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就会十分清楚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摘编自朱佳木《正确认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坚定新中国的历史自信》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初期我国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贡献。
材料 新中国刚一成立，科学技术事业即受到党和政府的密切关注，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紧接着各产业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到1955年，全国科研机构已有840多个。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我国于1978年开始筹备建立专利制度，1980年成立国家专利局。1984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并于1985年4月1日开始施行。《专利法》实施以来，在已批准授权和正在审批的专利申请中，已有一大批项目开始实施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下面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增长及构成情况。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1949—1989）》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的特点和意义。
材料 唐代时期，日本遣唐使制度更为完备，二百余年间，日本遣唐使成行16次，遣唐使一般每次五六百人。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的外交、科技、佛教、艺术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在中国所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成归国后，将其所学引进到日本，实现“全盘唐化”,成为日本大化改新的谋划者与助推者。通过大化革新建立起以唐三省六部制和郡县制为蓝本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系：效法唐初实行的均田制，施行了“班 田收授法”,仿唐租庸调制建立起税收制度；在军事方面，仿唐朝的府兵制，建立起“防人制”;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育人才。自从圣德太子执政奖励儒学以来，社会上很快形成好儒习汉的风气，儒家思想很快普及到日本各地。举德天皇更是效仿 唐制，主张“孝为百行之先”,令全国每户备孝经一本。
——摘编自唐移君《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及其历史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学习唐朝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日本学习唐朝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城邦是政治共同体，每个城邦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周围有农村。有公民大会、议会和行政官员。这是所有希腊城邦的共性。雅典城邦作为自由人的共同体，它的强盛与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息息相关。大约公元前八至七世纪，雅典人对这种具普遍性的城邦局势作出了创造性反应，在克服贵族与平民的剧烈冲突、克服过渡时期社会变化导致的混乱、暴力的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冲突，而且要寻求一种公平正义的解决方法。通过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和使所有公民轮流参加陪审团而扩大了参与，拓宽了政权基础；每个公民有向陪审团申诉的权利，既对个人身家性命等权益提供了保护屏障，同时也遏制了公共权力的专横。
——摘编自肖雪慧《古希腊的政治遗产》
材料二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是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皇帝，他是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12年中，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小亚细亚、里海和黑海的以巴比伦为首都的庞大帝国。他的东征，让希腊文明开始步入亚洲大陆，又让古老的亚洲文明在西方重新焕发出光彩，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此，优美而富于表现的希腊式雕塑和建筑引领了亚洲人的审美，而来自东方的天文、数学、医学等知识奠定了西方科技进步的根基，更有一条条如丝绸之路一般的道路横贯于亚欧之间。
——摘编自徐翠芬《谁倒在了亚历山大的铁蹄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雅典政治的基本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
材料一 晚清以降，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末世。经过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在接踵而至的战争和外交危机下，封建落后的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嘲笑的对象，代之而起的是屡次被打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弱国形象……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总体目标更加迫切、仁人志士的救亡运动充分构建了近代中国的正面形象，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优秀品质。总体上而言，近代中国国家形象在正反两面因素交织下呈现的主要还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形象，处于国家形象的“沉沦”时期。
——摘编自江轶《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与现实构建》
材料二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 实现了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40多年来， 中国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在世界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的生机活力，呈现出一种“强起来”的国家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愈来愈高的参与度和活跃度，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不遗余力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编自蒋积伟《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特征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中国相比，新中国国家形象发生的重大变化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东南亚沿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段，在其沿海及一些岛屿上发现大量与当时海上交通及贸易有关的考古遗存，其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汉朝的文物。 目前，在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地共20余处遗址出土了汉朝文物，这些汉朝文物的出土，再现了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历史图景，是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中外交流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西汉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环绕中南半岛，即“大陆东南亚”航行，并沟通印度的。到了东汉，其走向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通向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一些线路。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专古专家解读：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如何沿海上丝路走向世界》
材料二：明朝永乐年间，海内升平日久，国运昌隆，明帝国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强国。明成祖更倾心于追溯历代盛世中帝王的治绩，向往在海外树立威望。于是明成祖决定，令庞大的中国船队驶出国门，活跃在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和非洲东岸的广大海域，向世界显示中国作为航海大国的强大实力。下西洋前期，郑和使团的活动范围在东南亚各国之间，主要解决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树立起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中的威信，为“重振已坠之国威”而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后期航海的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以及更远地方，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没到达过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在后期航海中，郑和船队经过南洋群岛，横渡印度洋，取道波斯湾，穿越红海，沿东非之滨南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部沿岸诸国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
——摘编自武斌《郑和下西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状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郑和下西洋的条件。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海上丝路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 早在西周时期，先贤就从哲学角度展开“和”“同”之辩，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 难在“不同”中如何能求“和”,对此中华文化有长期的实践和多方面的积淀。例如从矛盾双方 的对立中求共性，包容差异中促发展；强调和谐、合作，但不能丧失主体性、消解自我意识等等。 “和而不同”是君子待人处事的人文精神，早已成为中华儿女潜意识的处事准则。“和而不同” 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凝聚成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共同体，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发展到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越抱越紧。
——摘编自王建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源》
材料二 习近平主席强调：“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 那是不可想象的。”世界因不同而精彩，因共生而繁盛。当今世界，各国都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 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走“同 而不和”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老路无法解决世界问题，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走得稳、 走得远，只有建立在“和”的基础之上的政治才会持续稳定。中国始终尊重“和而不同”,尊重 发展道路多样化和世界文明多样性，使各国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流、交往，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包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及其创新》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实现“和而不同”的主要方式并根据材料及所学分析“和而不同”思想对古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和而不同”理念的原因。并列举我国新时代“和而不同”理念的生动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