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系统分为“公”和“私”两部分。一方面，国家系统利用直至县和次于县的政权体系，依靠军队、法律等政治力量和经济的、习惯的等方面的力量实现其控制权，国家的权力似乎是绝对的和无限的。另一方面，实际对基层社会直接进行控制的，是乡族的势力，包括血缘和地缘性的，是一种多层次、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而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实际上就是“公”“私”两大系统相互冲突又相互利用的互动过程。
——摘编自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材料二15-17世纪，英国地方治安法官取代郡长成为郡最高长官，实现了郡的半地方自治。此后，通过一系列法案，地方治理体系逐渐完善。19世纪80年代的议会改革，贯彻地方自治的“主权在民”原则，郡内的地方简化政府结构，郡变成了一个居民对郡事务进行民主治理的政府机构。地方治理职能从政治统治为主到以公共服务为主，地方治理主体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再简化、又到多元的若干次反复。
——摘编自陈国申《从传统到现代：英国地方治理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基本特征，并简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英国地方治理相较于古代中国地方治理的主要不同之处。
材料一 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以来古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在基层治理上继承了传统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和自下而上的自治相结合的“双轨政治”，并创造出群众路线，形成全新的现代治理经验。群众路线既是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又是对治理传统的继承，既是群众工作方法，又要在行政体系内实践，是基层治理全过程民主的具体体现。通过发动群众，新中国实现了比传统社会更高的动员组织程度，依靠农村自身资源完成了现代农村建设，如沿用至今的完善的水利体系，简易公路交通系统等，并推进一系列乡村公益事业，如扫盲运动、学校教育、卫生运动等。
——摘编自吕德文《中西基层治理有何差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民国时期基层治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材料 中国现代的移民主要有三种：向国外流出的海外移民、中国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三峡工程等大型设施影响下的政策移民（从本土迁往外地等），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20世纪中国创办经济特区所引致的居民由原住地向特区流动的移民潮，深圳特区的移民即是典型代表。深圳的形成和发展是在我国从传统农业国转向现代化国家的情形下进行的，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深圳早期的发展得益于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1980年深圳人口有33万人，1999年405万人这些增长的人口中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移民，常住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8.68岁，人口年龄构成非常年轻。深圳是移民城市，深圳文化也彰显了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摘编自刘国红《深圳移民文化及其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移民潮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现代移民的基本特征。
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行伍出身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毅然革除武将所凭恃的政治资本，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将国家治理方式由武转文，以至于“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为了以本朝文人官僚取代前朝旧臣，将科举取士规模空前扩大，士大夫势力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与皇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官僚集团，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据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
材料二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就宋代整体而言，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效率并不很高”进行合理解释。
材料一秦始皇认为周朝采用的封建制，致使地方方国或封国权力过大，中央政权无法对其有效 控制，最终采用了郡县二级制的治国方式。西汉初期，刘邦吸收周代的封建制和秦朝二级制 的优缺点，形成西汉特有的既有封国存在，又采用了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的体制。到了东汉 末年，原来只是虚设的州演变成一级行政机构，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就此形成。隋朝 对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有效治理，主要做法是撤郡、并省州县， 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唐朝进一步对州县进行合并，同时，设立 “道”来划分监察官员的巡察区域。唐后期为了边防军事需要设立方镇（亦称藩镇），道与方 镇逐渐融合，演变成了一级行政机构。于是，地方行政层级体制从原来的二级制变成三 级制。
——摘编自宋学文《中国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历史嬗变规律辨析》
材料二宋太宗吸取唐朝失败教训，“杯酒释兵权”，对节度使“收其支郡，夺其兵权，制其钱谷”， 不许地方州郡一级长官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派文官担任州郡长官。又以天下土地 形势，根据交通线设置路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权，路分置经略安抚司、运转使司、提点刑狱 司、提举常平司，分别掌管地方的军、政、刑、财，这四司互不统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始置诸州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对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而言，行政层级少，则管理幅度大，容易失控；行政层级多，则管理链条长，效率低下。因而，地方行政层级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存在一个可容忍的变动区间。地方行政制度的这种内在要求，接纳中央集权演变而来的新的高层政区，必须使原有的高层政区级别逐层下降，或取消，以保持地方行政层级的相对平衡。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县作为地方行政层级的基层政区，是相对稳定的。县以上地方行政层级，受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往往处于震荡变动之中。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至唐地方行政层级演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主要措施。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规律。
材料 拓跋鲜卑本是游牧民族，北魏建国后开始发展农业，到孝文帝时期，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转型，法律制度也发生相应变化。北魏太武帝修改律令，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诏：“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北魏前期游牧经济下，官吏依靠班赐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班赐的最大来源是掠夺战争。为了约束官吏，整治秩序，北魏设置赃罪，但贪污仍屡禁不止。孝文帝时期，实行班禄制，为官吏发放俸禄。盗罪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至迟在西晋时“盗”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概括。拓跋氏隆兴之时，规定：“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太武帝以降，对于盗取官财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盗劫官私财物者流放至边地，甚至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亲自勘定流刑：“诏群臣于皇信堂更定律条，流徒限制，帝亲临决之。”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这一系列措施，适应了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为北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姚周霞《转型前后北魏经济变迁对立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法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法制改革的背景。
材料 北宋初年四川有王小波、李顺的斗争，与南宋初年钟相、杨幺的斗争遥相对偶，皆可助阶级斗争说张目者。此二事，《宋史》及《宋会要》皆有记载，惟其特质，即“均贫富”之理论与举动，二书皆绝不泄露。幸有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南宋陈均《皇朝编年备要》等私史所记，尚足补其缺。以此二事例之，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为正史所隐，而不幸野史无传，遂以湮没者，当复何限？
此二事中，前者尤为重要，以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而后者实踵其武。合观史书记载，小波等之所为有可注意者三事：一者，诛杀贪官污吏。二者，借收资产阶级脧榨之所积，而不绝其生路，此真所谓仁至义尽者也。三者，以借收所得，大赈贫穷。在官书观之，彼等则为杀人放火之盗匪矣。从官报中寻官敌之真相，自来等于缘木求鱼，读史者不可不察也。
——摘编自张荫麟《张荫麟文集》
(1)张荫麟认为官方史书和私史对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斗争的叙述有何不同？(2)简析张荫麟的历史观和治史方法。
材料一 大一统思想中的夷夏观，其发展变化，与适应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相一致。中国古代从周朝开始，逐渐形成一种“化外主义”的治边观，与此相应地也逐渐形成了自秦汉以后“羁縻而治”的治边思想。儒家坚持“天下大同”的家国观，坚持“有教无类”,将教化与礼、仁相结合，构成礼教的基本要义；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和为贵”,礼教本身也包含着和平主义的特征，儒家所倡导的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摘编自邵方《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
材料二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的治理政策简表：
| 时期 | 边疆治理 |
| 秦 | “并一海内,以为郡县”。移民垦殖,加强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道(相当于县),对归顺的较大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属国的管理形式 |
| 汉 | 汉承秦制,在边疆地区设立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和西域都护及大量的属国等机构来管理北部、东北和西部少数民族 |
| 隋唐 | 唐代羁縻府州的数量远超过内地的正州,设立的安南、安西、北庭、安北、安东等都护府，构建了较为规范的藩属体系 |
| 元 | 行省下设土官或元帅府等管理的行政制度,实质就是在中央直接管理下的羁縻统治。流官与土官掺杂联合治理地方,赋役税收“比之内地”,完善边疆与内地的驿站系统,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管理 |
| 清前期 | 东北地区以郡县制管理当地的汉人,以八旗制度管理满族,以姓长制度管理当地少数民族,以盟旗制度管理东蒙古人民 |
| 清晚期 | 改变前期的“重稳定,轻发展”的治理观念,发展边疆经济和文化,日趋内地化。内地化的“量”不断增加,最终促成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质变 |
——摘编自陈跃《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中“夷夏观”的内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演讲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劳工神圣”思潮很快在中国兴起。五四运动中的“六三”大罢工及随之不断发动的罢工运动被视为“劳动运动的曙光”。五四知识分子将初步接受的“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阶级争斗”等概念，运用到对劳工界的社会调查中，以具体事例、详实数据呈现劳工的生存状况，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解释。
——摘编自熊秋良《“寻找无产者”：五四知识分子的一项社会调查》
材料二 钱杏邨调查南京胶皮车夫的状况后认为,车夫“每天就做那非人生活至‘力竭声嘶’也不能供养一家……只给那吃人不出血的资本家弄资产”。包惠僧调查武汉工人状况后提出，要使工人不受资本家的支配，第一，“非先有阶级底觉悟不可，要如何使佢（他）们发生阶级的觉悟？那么，惟有劳工教育四字”；第二，“要打破资本主义，就要阶级争斗，劳工必先有强固的团结”。
——据《劳动界》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五四知识分子开展劳工调查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五四知识分子开展劳工调查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