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运输方式主要依赖于骆驼商队，其特点是路远、时长、量小，只能以价高、量轻的奢侈品为主，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运输工具是远洋海舶，载重量多在200吨以上，货运量大，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因而进出口商品扩大到一般民生用品中，中外交道和贸易的性质也从原来的奢侈品贩运转变为规模性日用品贸易。两宋时期，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商品生产能力是这种规模贸易的支撑力量。
——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兼论两宋经济结构变迁与三大文明竞争格局形成》
材料二 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年来，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各国人民“心联通”不断走深、走实。这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华文明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十年。目前中国已与1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订文化和旅游协定或谅解备忘录，中国“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
——摘编自程佳《"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描绘美美与共、文明互鉴新画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丝绸之路贸易的演变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演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秦始皇曾以政治手段强制推行思想文化上的统一，这种做法客观上对建构新的国族意识起到了不自觉的作用，但毕竟这种粗暴的做法无法长久。汉承秦制，在秦朝统一六国族属的基础上尽力开拓边疆，域内所需整合的对象更多。然殷鉴不远，自然不能重蹈覆辙，于是把关注点放在了文化的层面之上。要建立文化上的认同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鉴周朝的礼乐制度。孔子以及儒家学者接续了历史文化传统，六经典籍作为三代损益的历史文化精神和信念的代表，是合理秩序和价值、信仰的源泉，天下大一统以及合理政治操作的理据亦源于此。以儒家为核心进行整合、建构新的国族意识理所当然。
——张宏斌《秦汉国家形态建构中的儒教因素》
材料二 作为宗教，佛、道两教虽然具有使人们排遣精神苦闷、消弭死亡恐惧的作用，但是在遇到如何规范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和处理具体社会问题时，则又不能与儒学抗衡了。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其德治教化学说更是君主政治的修饰和补充。……儒学重入世，强调治国安邦、建功立业，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佛、道两种宗教文化所不具备的。随着社会的不断稳定和统一趋势的形成，这种精神日益显得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儒学虽然式微，但仍能够生生不息，并在十六国北朝时学术地位不断上升。
——曹文柱《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材料三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严复《论世变之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时期儒学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在秦汉国家形态建构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文化格局呈现的新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指出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并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传统文化发展价值的认识。
材料一
——摘自张东刚《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增长》
材料二 1800年前，世界经济是多中心的，中国是中心之一。在近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欧美国家是中心区，中国由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之一逐渐边缘化，成为欧美国家制成品的销售地和原料产地；由于缺少先进的交通工具、运输费用昂贵、“厘金”制度阻碍、西部产品质量不佳等原因，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大，西部内陆成为东部沿海制成品的销售地和原料来源地。这样，在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之间也形成了中心-边缘关系。
——摘自王列辉《中心-边缘：近代中国经济格局的转变》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中国政府消费的变动趋势及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原因。
材料 明初，官民文化具有相对较强的封闭性，官民不同文化之间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分野。但是明朝中晚期下层文化从备受漠视中发展崛起，文化的层间互动也随之而加剧。在当时文化中，最上层的文化是宫廷和官僚阶层文化，以官员为主体的官方文化在文学领域采用的文体是“台阁体”。“台阁体”的书法和诗文，文辞和格式华丽，但是模式化明显，内容空泛。其他文化领域如礼仪、建筑画、服饰等也是相对刻板和模式化，空洞乏味枯燥僵化、没有生气。明中叶以后，江南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与之相关的多样化有趣味的民间市井文化逐渐繁荣，这个时候的官僚文人士大夫们被丰富多彩、有生活趣味的市井文化吸引，对民间文化进行再创造，文化消费达至雅俗共赏。官民文化和雅俗文化基于文化创作主体、文化消费内容乃至场所混同交错发生相当水准的融合。明朝中后期社会价值观转型明显，重利轻义价值观得以很多人共同认同，以文化的商品化和利益化为媒介，士商文化融合推进。
——摘编自陈艺婷《明朝中后期文化发展特性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中后期文化发展的趋势及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官方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主要不同及其主要艺术形式。
材料一 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以来古代文化发展的趋势，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在宋以前，宰相仅在皇帝一人之下，统管军、政、财各权。宋太祖时，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财政大权归三司使掌握，宰相只有管理民政的权力。后来，赵普出任宰相，宋太祖为了防止他专权，又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以分宰相的权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参知政事得与宰相于政事堂同议政事，轮班知印职权礼遇接近于宰相。
——摘编自史伸文、胡晓林《中国全史》
材料二 朱元璋废相后，不久便开始设置殿阁大学士。到成祖时，正式形成内阁，内阁最大的权力即为“票拟”，《明会要·职官志》日：“内阁之职同于古之相者，以其主票拟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清代学者赵翼认为明内阁首辅“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摘编自李建国《略论中国古代中枢机构的演变》
(1)根据材料，指出宋代中枢机构调整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调整的目的。
(2)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二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中枢机构的发展演变趋势。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山东遭受黄河水害，连续数年歉收。武帝颁布诏书，允许饥民流徙就食于江淮间并可以定居。两汉之际，中原兵争激烈，人民纷纷“避乱扬州”。从东汉至西晋初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内迁，居住在今甘肃、陕西、山西以至河北、辽宁等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唐天授二年，徙雍、同、秦等7州数十万户到洛阳，以实京都长安。自开元年间到五代宋初，全国各道、州置县计120个，其中北方20县，南方却达100县之多。南宋时，“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有的“住蕃虽十年不归”。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清初，各种摊派、私征、预征、加征迭兴，“数省皆困”“十室九空”。康熙年间，颁布《招民填川诏》，社会经济复苏，“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乾隆初年“大市大镇，商旅辏集，行业专家，祖孙居处，大者千计，小者百十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参赞大臣绰克托在描述乌鲁木齐的情景时说：“民人等移居以来，伐木采煤，养育鸡豚，竟成村落，与内地无异。”
——摘编自陈锋《清代的移民与社会经济》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富余达1亿以上。苏南地区开创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模式；随后，“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异地转移”、“异地流动”的模式逐步发展起来。1984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90年，户籍制度开始了新一轮的综合改革，上海、广州等城市也自主出台了“蓝印户口”、“居住证”制度等新政策；一些省区开始考虑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实行城乡户口管理一体化改革。
——摘编自王桂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至两宋区域人口迁移的趋势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人口迁移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迁移对改革发展的促进作用。
材料一 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上海经济发展遇到较大的困难，特别是商业服务业在崇尚节俭的社会环境中显得相当萧条。同时内地的经济发展又缺乏技术，缺乏人才，缺乏经验。经陈云同志批准，1956年一企业从上海散到内地。上海约有270多家轻工、纺织工厂，撇往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等省。还有些服装加工饮食服务亚也到内地生根开花，远的到了内蒙古，在一五计划期间，上海有20多万人支拨外地，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3万多人，熟练技工8万人，还有5万多人的设计、建筑、安装队伍参加重点工程建设，对于内地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摘编自谷牧《谷牧回忆录》
材料二 农村劳动力流向东、中、西部地区的比例
| 年份 |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 1991 | 57.4% | 26.1% | 16.5% |
| 1994 | 74.5% | 14.2% | 11.3% |
| 1996 | 70% | 17.6% | 12.4% |
| 1998 | 82.3% | 9.4% | 8.3% |
| 1999 | 79.8% | 10% | 10.2% |
——资料来源：刘文.1991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分析，南开大学学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一五计划期间上海支援外地的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90年代农村劳动力流向的总体趋势，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一 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形成于春秋时代，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多的是忠、信、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成为最重要的价值观，到墨子那里又突出了“义”，孟子发展了“义”和“仁”，形成仁义。孟子还把仁、义、礼、智四者发展成为“四德”。经过汉代统治者推崇，传统价值观里又加了“信”，于是仁、义、礼、智、信等被称为“五常”，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基本价值观。在儒家推崇的“四书五经”里还有一些道德篇目，比如说孝悌、中和、诚敬，他们跟“五常”一起构成了儒家完整的价值体系，共同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生活。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扩展和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边疆民族地区也逐渐奉行不悖。
材料二 近代梁启超曾著《新民说》，强调提倡公德，说我们中国人以前讲的都是私德，所以近代人要特别提倡公德。梁启超讲的公德的核心就是爱国、利民。1912年，民国政府提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立国之本，前四字见于孟子，后四字见于管子。如忠孝，孙中山讲究忠孝，他认为这个时代不能忠君，但可以忠于民、忠于事，为了事业的成功，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这便是忠。后来孙中山提出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编自陈来《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的演进趋势，并说明传统价值观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近代中国价值观所呈现的新特点及其历史背景。
材料一 秦汉时期史学在先秦史学积累的基础上，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作为通史巨著的《史记》的出现，和作为朝代史巨著的《汉书》的出现，把反映中华民族历史面貌和反映皇朝历史面貌结合起来，形成了前所未有史学规模。《史记》《汉书》被后代列为历代“正史”之首，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致于可以这样认为：这个时期的史学的宏伟成就成就，就是“正史”的创建。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各皇朝为了表明自己统治的正统，对修史十分重视，史官制度有相应的发展，造就了众多的史家。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篇在讲到魏晋南北朝史官建置时说“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私家修史在这一时期也非常盛行，涌现出一批在野的史家。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数量剧增，种类繁多，这可从《隋书·经籍志》中大体看出，《隋书·经籍志》撰成于656年，史书类总共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这些书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外，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史家对史学内容认识的开阔，人物传记和地方志的编撰也兴起了。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时期史学有了划时代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