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朝以金银作为储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面纸币化的货币制度实践，确属人类货币史上的首创。元朝历代皇帝即位后，都要对蒙古军事贵族进行大规模的赏赐，这是一种源自蒙古汗国时代的传统，窝阔台汗就常用白银赏赐臣下。蒙古贵族还利用自身权势侵占了许多元朝官营的金银矿产，导致政府的金银税收锐减，正常途径的金银储备补充来源几近断绝。13世纪阿拉伯世界白银短缺，白银价格高昂，一时间集中在蒙古贵族手中的白银经“斡脱”商人之手大量地流向国外。元朝在征服南宋后，又进行了多次海外远征，巨额军费开支，无疑导致大规模的货币超发。
——摘编自李晓《元朝纸币制度的选择、运行与崩溃》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为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领导各苏区银行大力开展红色金融的各项建设。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发的《关于借贷暂行条例的决议》明确规定：“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过去高利贷的契约完全宣布无效并焚毁之”。同时，召集私人股金创办合作社，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国家银行采取银本位制，发行国家货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章程》明确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为现金准备”。贷款对象主要有公营企业、合作社和劳动人民，贷款用途只限于生产，不贷款用于纯消费。
——摘编自冷泠《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纸币制度崩溃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苏区红色金融建设的作用。
材料一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一臣僚说：比年以来，江浙之间差役为民害。不顾有田者其说，有二保伍之法。盖仿成周比间族党之遗意，不过便之讥查烟火盗贼，以保守乡井，而已法弊滋久。既使之督税赋矣，又使之承受文判；既使之治道路矣，又使之供雇船脚；既使之饰传舍矣，又使之应办食用。役使即同于走卒，费耗又竭其家赀。民不堪命.而官吏晏然为之，此为一害也。一都之内，膏腴沃壤半属权势。近年虽有限田之文，县道安得而侵之。中下之产役次频，并且如甲有物力一千贯，乙有物力七百贯，则甲替而差乙。无可选者，又于得替人轮差。每遇轮差，公行贿路，奸吏肆巧旋为升降，万一获免，已被重困。此为害二也。“下户畏避，多致流徙”。
——摘编自汤文博《宋代农村经济的赋役博弈问题——以江南东路为例》
材料二 “摊丁入亩”这项制度康熙曾在广东试行过，但是推行起来并不是非常顺利，雍正登基之后，将“摊丁入亩”正式作为一项重大的经济变革措施。但是，这项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开始也是遭到了当时多富户豪绅的强烈反对。浙江巡抚李卫精明能干，深得雍正皇帝的信任，他深知“摊丁入亩”对于最为底层的普通百姓而言是相当具有益处的。
在李卫采取的严厉措施下，由富户豪绅群起闹事的风浪迅速得到了有效平息。制度因而在浙江全省得到了顺利的推行和实施。继浙江之后，在雍正年间，其他如福建、陕西、湖北、江苏等省均陆续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
——摘编自于青《清朝“摊丁入亩”制度考述》
(1)根据材料一、归纳南宋当时“差役为民害”的原因并分析其带来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摊丁入亩”制度在浙江能够实施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据《周礼八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火官名称甚多，史官职责亦各有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史官撰写各国国史。“君举必书”的优良传统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汉代除太史令外，还置女史记录皇帝起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最为兴盛。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史官制度趋于完备。史馆以宰相为监修，修换本朝史和前朝史。设史馆官修前朝史书的制度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济。五代至济、史官、史馆制度多因唐制而有损益，并名称虽然因代而异，但职掌略同。
——摘纳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并深远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以来日益陷入困顿。梁启超把对旧史学的批判矛头直指帝王集权及其专制思想。他在《斯史学》中狂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逆不可救”。总体而言，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初期，传统史学理念不是遭到否定便是放淡忘。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学术中国化”的讨论中，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渐受关注。有学者认为传统史学的某些原则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翦伯赞提出应“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者并发展它，当作断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
——摘编自胡逢祥《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背景和影响。
材料一 伴随着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中国开始由农本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而传统司法不仅无法调适这种变化，其弊端还受到广泛的抨击。如何启、胡翼南就尖锐地指出：“今者中国之律例，其有平乎？无也！罪案未定，遽用刑成，何平之有？供证无罪，辄罹笞杖，何平之有？毙于杖下，意气杀人，何平之有？瘐死狱中，有告无诉，何平之有？有凌迟枭首，死外行凶，何平之有？”就连晚清的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也在江楚会奏变法第二折中毫不犹豫地指出：“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虐之弊，往往而有，虽有良吏，不过随时消息，终不能尽挽颓风。”
——摘编自吴永明《创制与革新：清末司法变革论析》
材料二 民国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被“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等理念所笼平。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逐渐远离中国传统司法经验，在破除旧弊的时代里，社会精英抛弃了传统司法的精华，汲汲于从西方的经验中择优良者借鉴使用。而近代司法变革的过程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制度选择之中茫然与迷失的重要体现。司法的正常运转需要借助诸多内外环境的支持，在国家独立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之下，司法独立和司法自身的价值很难被人认识到。国民政府先后数次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带来预期稳定的法治秩序，反而因加速了旧秩序的灭亡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摘编自江国华、李福林《迷思中的司法与社会：民国时期司法的社会本位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社会抨击传统司法所反映的实质，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司法改革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今中国司法建设的看法。
材料 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1895年恩格斯逝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50年。科学论证人类解放的伟大意义及实现途径，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题。19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既出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个性自由的萌发、普遍交往的进步，也出现了社会矛盾的加深、阶级对立的尖锐、民族压迫的扩大……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是19世纪上半叶提出的世界之问。对此，当时欧洲思想界纷纷提出解决之道。马克思、恩格斯以其对问题分析的深刻性、社会批判的彻底性、解决方案的现实性，实现了对各种社会解决方案的批判性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人类解放的发展前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刻阐明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辩证统一。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让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而消灭资本的统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答案。
——摘编自孙来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主题演进》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用史实说明19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问题及欧洲思想界提出的解决之道。(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针对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之问”，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作出的探索。
材料一 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主要有三段：第一段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第二段是从甲午后维新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第三段是从民国成立到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伐。第一段为外力侵入、新思想酝酿的时代；第二段为革命势力进展、清朝皇位颠覆时代；第三段为革命势力与满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时代。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材料二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8卷——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材料三 对于是否彻底摧毁国民党当局，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1942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分析战争走势：“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摘编自刘长明程恩富《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至国民革命时期救亡图存进程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主战场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1948年，全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为新中国的国都选址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度设想把新国都放在东北的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是共产党最早占领掌握的大城市之一、工业门类比较齐全，拥有较发达的轻重工业，而且地理位置临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便于取得苏联支援。出于上述考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地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摘编自丁洁《新中国定都北平的由来》
材料二 1948年11月8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摘编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什么最终决定把新中国的国都选址定在北平？(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说党和政府是如何确定并巩固新首都的地位。
材料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通过长江、赣江与唐代兴建的大庾岭古道连接，形成了中原通往岭南的国道，江西由此成为南北贯通的中轴。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通道裹挟着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的要素，从唐帝国中期开始，呈现出气象万千的态势。洪州(南昌)、江州 (九江)、吉州 (吉安)、饶州(上饶)乃至南端的虔州(赣州)等城市皆因临水交通便捷而崛起成为一方的经贸中心。进入宋代，江西人文鼎盛，经贸发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在宋代文坛各领风骚，而后的黄庭坚、杨万里、辛弃疾、文天祥也如星光闪耀。明清时期，江右商帮形成，“无江西人不成码头”在运河一线成为风景。在运河的治理过程中，江西的朝中贤达如欧阳修、王安石、侯叔献、万恭等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近代以来，由于大运河的通航不再顺畅，大庾岭古道也逐渐趋于清冷，这条自唐宋到明清时期繁忙的国脉开始萧条，江西似乎回到相对封闭的格局中。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明确提出要实业救国，提出要沟通大江大河，把赣粤运河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但国弱民贫限制了理想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对开凿赣粤运河一直抱有热切的期望，但交通部门水运网方案的落实因为种种原因而耽搁。在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特别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战略实施之后，江西“连南接北、承东启西、通江达海”的区位格局加快形成。“十四五”期间，江西正在绘制一幅国内大循环的水运蓝图——浙赣粤运河。在蓝图中，既有与历史对接的赣粤运河，还有与时代相通的浙赣运河，这将使江西实现新的腾飞！
——摘编自谢光前等《流动的运河与江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运河在江西历史发展中的地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江西“落后”的原因，并概括现代江西运河战略的特征。
材料一 摩邻国在秋萨罗国（今耶路撒冷）西南，渡太（通‘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毒）痈（皮肤或皮下组织化脓性炎症）特甚诸国。
——摘编自【唐】杜环《经行记》
材料二 东非宋朝钱币出土统计表（单位：枚）
| 国家名称 | 出土地点 | 钱币总数量 | 宋朝钱币数量 |
| 索马里 | 摩加迪沙 | 44 | 14 |
| 布腊瓦 | 2 | 1 | |
| 梅尔卡 | 1 | 0 | |
| 肯尼亚 | 给地 | 3 | 2 |
| 安哥瓦那 | 6 | 5 | |
| 坦桑尼亚 | 达累斯萨拉姆 | 1 | 0 |
| 桑给巴尔岛 | 236 | 156 | |
| 马菲亚岛 | 9 | 3 | |
| 基尔瓦岛 | 28 | 25 | |
| 总计 | 330 | 206 |
——根据马文宽《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其意义》编制
材料三 1413年，郑和访问了“去中国绝远”的“麻林国”（今肯尼亚马林迪），1415年，“麻林遣使附船来中国贡献麒麟（长颈鹿）”，引起轰动。永乐帝（明成祖朱棣）极为喜悦亲往奉天门主持欢迎仪式，接受“麻林国及诸番国进麒麟、天马、神鹿等物”，并允许其在明朝境内交易。
——摘编自《明史·成祖本纪》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经行记》中的记载和东非出土的宋朝钱币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明朝与“麻林国”的交往内容及其实质。
材料一 1965—1971年被视为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这个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取消对投资决策的控制。1967年7月，联邦议会通过关于外国人对南斯拉夫劳动组织投资法。该法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资可占49%的股份，必要时还可以提高。外国资方可以将属于自己的80%的利润汇走，余下的20%应投资南斯拉夫企业，外资所得利润的税率为35%。同时规定，外资不能在银行、保险、国内运输、贸易、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科研部门投资。实际上，从1965年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资本已进入南斯拉夫的石油、汽车制造、制铝、水泥、木材、电信器材、水力发电、旅馆和旅游等行业。这一阶段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规律的作用，搞活了经济。但统计数据显示，1965—196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明显低于1960—1965年，仅为5.31%。不少盲目投资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失调，商品普遍涨价，失业人数增加。
——摘编自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利用地理优势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中国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1980—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与此同时，上海市向国务院建议邀请西方企业家到中国访问，商议采用合资的办法，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一位来华参与合资谈判的德国人回忆道：“中国正以十分惊人的速度迈向市场经济，但它不可避免地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三年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允许外国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被写进宪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首例。
——摘编自迟铭、季鲁明《简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引进外资环境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和上海采取不同方式引进外资的原因，并综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归纳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