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7年，黄炎培、张謇等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职教社于1918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全日制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该校《设立之旨趣》曰：“鉴于我国今日教育之弊病在为学不足以致用，而学生之积习尤在鄙视劳动而不屑为，致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根本解决，惟有提倡职业教育，以沟通教育与职业。……故特设此职业学校。”该校之办学主旨在于“一方面在使无力升学之学生得受适切之教育，以为职业之预备；一方面在辅助各种实业，以增进其生产能力。”……据统计，仅1929年这一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人员就组织进行了各种职业谈话1521人次。与此同时，职教社还与南京、重庆等地青年会联合设立职业指导所，在当地展开了大量的职业指导活动。

——摘编自吴国荣《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材料二       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多个救济机构中都有涉及职业培训，并在联邦资金上给予支持，通过开展职业培训，帮助失业者更好更快地获得工作，有尊严体面地拿到薪水。国会也看到了职业教育在保障社会就业和社会稳定方面所具有的经济优势，因此对《乔治－埃利泽法案》和《乔治－迪恩法案》的通过最终给予了认可。……在大萧条期间，这些新政救济机构开展的职业教育培训，极大的丰富和补充了学校的职业教育，这些新政救济机构开展的职业培训课程在时间更既具有灵活性，通过开设非全日制和夜校课程，保证了学员可以在业余时间参加职业再培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同时，这些职业培训课程也更加具有实践性和针对性，学校内的职业课程偏向理论和学术型课程，受学校场地和设施所限，实践性的训练较弱。

——摘编自李纯童《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材料一   中国茶除了丰富的物态文化之外，更具有精神上的内涵，人们常以茶表达敬意、展示礼仪和明确志向等，中国茶文化就是物质与精神统一的文化。……是一种经济作物，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喝之可以解渴，品之可以怡情，入药可以治病，用于生产化妆品可以美容养颜。同时民间有以茶祭祖或以茶敬神等习俗，因此茶文化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茶文化又是一种怡情文化，可以茶自娱、茶艺表演、茶文化旅游等。

——摘编自盛敏《中国茶文化对外传播与茶叶出口贸易发展研究》

材料二   英国安妮女王是一位茶叶推崇者，她常举办茶会，屋内饰以屏风，桌上摆有.中国瓷器，以便能冲出芳香的中国红茶。在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英国开始进入全盛时期。这一时期，英国工业发达，农业繁荣，市场扩大，贸易昌盛。在这一大背景下，英国的茶叶消费迎来了一个繁荣时期。……随着饮茶生活的日益家庭化和社交化，女性在饮食消费生活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茶文化为英国女性参与社会交往提供了必要场.所-家庭茶室和社会茶园。18世纪后，英国国内对茶叶的巨大消费刺激了英国对外贸易发展。茶叶贸易为英国带来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英国的货币财富，丰厚的茶税收入一度是英国国库的主要来源。

——摘编自刘朴兵《略论英国茶文化的演变》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

材料一   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经济结构是同业公会所有制结构。封建庄园经济结构是以对地产的所有权为基础的，城市经济结构却是以对工具的所有权为基础的。在这里工具与土地不同，工具已经是劳动的产物，社会已经是由劳动者自己生产的社会，它不再处于天然状态，而是处于商品经济状态。在城市经济结构中，无论手工业资本还是商业资本都归个人所有，可是它的周转无一例外地受到同业公会的控制，但这也阻止了工商业利润转化为地产，从而保证了货币资金向商业方向发展。所以，西欧“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权的开始”。同业公会成员是一个特权等级，他们具有对某一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封建特权。这种特权是由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庄园经济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造成的，因而等级资本尚不具备真正的资本职能。西欧城市经济结构既不同于封建庄园经济结构，有某些未来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又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异，具有很多封建经济的特点。它是封建地产所有制下的庄园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过渡的一种经济结构。

——摘编自任奇正《中世纪西欧城市经济结构的演变》

材料二   大体在宋代之前，中国城市一直实行坊市制度。在坊市制度下，城市中的住宅区与市场严格分开。市场由官方设立，被限制在四周由围墙圈定的区域内，市场交易活动也只能在白天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当城市商业规模不断扩大，这种对交易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就会越来越束缚城市商业的发展，而最终被商业经济的发展所冲破，并且管理体制也随着城市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发生改变。

——摘编自林成西《中国古代城市的商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