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观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上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材料一   扬州的区位条件十分优越，处于长江与运河“T”字型交汇处，沟通南北的运河要道和连接东西的长江是其生长发展的命脉所在。扬州居南北交通枢纽和明清两淮盐业中心的地位，使其成为沟通南北东西贸易的“四汇五达之衢”，成为长江下游地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四方舟车、商贾荟萃，商业高度繁荣。不仅如此，运河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国家政治、军事功能，从唐朝开始，扬州就成为东南漕粮转运京师的咽喉，一直至清中叶。为了保证漕粮能顺利运达京师，历代王朝都加强对扬州的统治，并不惜巨资和代价对运河进行疏浚、整治，以保证国家命脉——运河的畅通，从而也确保了扬州在漕运中的咽喉地位和商业、贸易的繁荣。

——何一民《中国传统工商业城市在近代的衰落以苏州、杭州、扬州为例》

材料二   曼彻斯特的真正崛起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事。18世纪80年代第一家棉纺织厂在曼彻斯特诞生。到1830年，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厂已达99家。自1780年后的四十年中，拥有全国棉纺织工业的四分之一；也是原棉和棉纱的贸易中心。1830年建成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最早被清政府派赴欧洲考察的官员斌椿在《乘槎笔记》（1866年）中写道：“此地人民五十万。街市繁盛，为英国第二埠头。中华及印度、美国棉花皆集于此。所织之布，发于各路售卖……往织布大行（指工厂）遍览。楼五重，上下数百间。工匠计三千人，女多于男。棉花包至此开始。由弹而纺，而织，而染，皆用火轮法……织机万张，刻不停梭。每机二三张以一人司之。计自木棉出包时，至纺织染成，不逾晷刻，亦神速哉？”那时的曼彻斯特已从旧集镇发展为英国有数的大城市和世界棉纺工业之都。

——摘编自百度百科

4 . 在历史进程中，法制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据《唐律疏议》卷一“十恶”条一曰谋反（谓谋危社穰）；二曰谋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二曰谋叛（谓谋背国从伪）……“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

材料二（明初）市场管理立法初具规才莫，包括对商品价格的估定、度量衡的规范、牙商（中间人）的管理、不正当经商行为的处置都有专门的法律条文。洪武二十年（1397年）中禁人民无得私自出海与外国互市。

一一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

材料三民国（国）初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条例》《证券交易所法》等法规，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政府管理等领域。在全国工商会议上，工商界代表对公司注册章程、商标法、商会法等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要求，工（农）商部在制订相关法规，时均有所采纳，并在参考西方有关法规的基础上，较多地注意了本国状况。

——摘编自《民国初期的经济法制建设》

材料四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

（1）概括材料一的主要内容，并指出中国封建时代法律的本质特征。

（2）材料二反映了明初法律的哪些内容？这些法律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何影响？

（3）归纳材料三所反映的民国初期经济立法的特点，指出其历史作用。

（4）材料四主要阐述了什么思想观点？是在吸取什么历史教训"情况下提出的？综上，谈谈法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主题一   商业贸易的起源与发展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交换物品的场所被称作“市”，通常设在人们经常集聚的地方。商朝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商业贸易的范围遍及商朝统治区域以及周边的地区。这时，商业主要掌握在官府和贵族手里。春秋战国时期，“工商食官”的格局才被打破。秦汉时期，货币、车轨、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从隋唐到两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坊市分区制度逐步瓦解，城市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纸币。元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出现，地域性商帮形成。

——摘编自章超主编《看得见的中国史》

材料二     行商是牙行的一种，是古代中国商业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在唐末市制破坏之后，政府当局多利用牙行、牙人代为收税，渐渐地牙行、牙人成为历代王朝收税及维持商业秩序的手段。尤其是明朝，制定许多法律来管理牙行，牙行也承担了课税、平准物价等原本属于政府的商业管理职能。加上中国各地的度量衡不同，需要拥有丰富商业知识的牙人进行正确估价。因此，在国内商业中，牙行、牙人都是必要存在的环节，而在对外贸易中，牙行、牙人史是不可或缺。从汉代开始，牙行、牙人就在言语不通的中外商人之间扮演中介及评定价格等工作。唐代的“互人”、“互市牙郎”，乃至宋代中外互市的牙行、牙人，清代的行商等，都是中外贸易中必要存在的环节。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唤清卷（上）》

材料三   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尤其是南方表现突出。农业发展使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使商品流通规模不断扩大。北宋铸币量很大，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宋朝城市繁荣，临安盛时人口均超出百万。大城市数量激增，加上广大州县城居人口及集镇人口，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20%以上。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四   坊市制崩溃后，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发生变化，从前的坊市区分改为厢坊制：在汴京新旧城内共分10厢，121坊，城外又划分9厢。每厢分辖若干坊，厢里也是住宅与商店杂处，十分热闹。……盛唐之后，一些城市曾出现夜市，丰富了都市的夜生活。但禁令屡颁，夜市尚未完全合法。到北宋中叶，夜市迅速发展，再也没有时间限制。日趋繁荣的夜市成为繁荣城市的又一景观。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第二卷）》

材料五   宋元时期是古代中国海外贸易的高峰，宋朝的发展更为突出。首先，表现为宋朝经济的全面繁荣。宋朝彻底完成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直接面对富庶的中国沿海。其次，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最后，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与完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宋朝的造船技术世界第一、造船能力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宋朝商人的贸易范围。

——摘编自代谦、高雅婷《刀锋上的商业革命》

材料六   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帝国所特有的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为商业的广泛发展提供了条件。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欧非三大洲，他们贩卖丝绸、香料、宝石、铜镜等等。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印度、直到北欧波罗的海沿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阿拉伯商人的足迹。我国的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也聚集着不少的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复兴和发展，并且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

主题二   货币、信贷、商业契约

材料七   交子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它滥觞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的飞钱。当时一些商人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联号，用飞钱来代替通行的铜钱作为交换工具，减轻对铜钱的需求。《新唐书》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陈忠海《纸币在中国古代为何难以通行？》

材料八   西方契约制度发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规定：“契约是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的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古罗马人把契约分为口头契约、文字契约等要式契约和实务契约、合意等非要式契约。早期罗马债务以口约为主，随着帝国的扩大和罗马商业的发展，罗马社会复杂化，要式口约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非要式契约逐渐兴起。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规定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罗马法所包含的契约自由思想，对近现代契约理论和契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刘锴《论＜威尼斯商人＞中的契约法文化》

材料九   宋代以来，政府加大了对民间契约的干预，改变了唐代“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传统。如宋代规定田宅买卖交易后订立的契约必须报官，经由官府验证、盖官府印，方始合法。既然封建官府参与对各类契约的积极管控，那么由契约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也就自然由官府来处理。在宋元以后的契约中，几乎见不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之类的语言。封建国家自宋元开始施行对民间契约的积极管控，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税收入。然而，这项政策却阻碍了民间各种契约关系向自由化方向的发展……这正是中国契约及契约关系的发展，直到明清也未能促使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动，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乜小红《中国古代契约制度发展简史》

材料十   在古罗马，契约实践主要有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及租佃契约。在“马克西曼及其妻贝莉格卖地契”中明确运用法律来保证所买土地在“权利方面无瑕疵”。另外，在土地买卖的交易过程中古罗马的当事人双方对于价钱问题也要考虑双方的情感，即是否符合“人之常情”。基督教认为买卖过程中要遵循公平的观念，否则主会憎恶的，其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信徒不能赎罪，不能上天堂。古罗马也普遍存在奴隶买卖的实践，针对在实践当中出现的争论，古罗马的法学家进行了理论探讨与解释。他们经常在实际条例中就法律事务为法官提供建议。

材料十一   汉朝以后，凡是涉及买卖、租佃、借贷等财关系和收养、雇佣、立嗣等人身关系的事宜，当事人之间几乎都要订立契约。在买卖实践中蕴含着“合意”观念，所谓的“合意”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土地买卖中的契约文书一般需要有国家公权力、人证和自身的信用担保三方面来保证双方当事人权利。在动产买卖当中，从国家、地方官员，到行会、行会的从业者，再到行业协会都非常重视交易中的公平性。在古代中国，反映契约理论及契约观念的资料较少，但契约实践通过大量古契约文书的依存，可以看到基本状态，这表明契约观念普遍存在于古代中国民间。另外，在出售土地时候，国家法律有“先问亲邻”的规定。中国传统契约文化对当代中国法治中的“本土化”与“中国特色”的建构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编自武航宇《古中国与古罗马契约观念及实践的比较研究》等资料

材料一   阿拉伯帝国境内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主要有城市市场、城镇集市和定期举行的交易会。8世纪至15世纪末，阿拉伯帝国境内存在着众多的繁华城市，如巴格达、巴士拉、开罗、亚历山大里亚、大马士革等。阿拉伯帝国国内市场上可供交换的商品是非常丰富的，农产品、手工业品应有尽有。此外，靛青等植物染料、药用植物、药用矿物、珠宝，甚至书籍也可以到市场上进行交换。阿拉伯帝国采用金、银两种货币，东部通行银币迪尔汗，西部使用金币第纳尔。随着货币的发展，到9世纪，一些金银兑换钱庄开始经营放款、汇兑业务，帝国商人还设计出了完善的支票和信用票。票持有者可以在帝国境内的任何城市兑换现金。帝国的银行业迅速充实发展起来。

——摘编自袁德忠《试论阿拉伯帝国的商业》

材料二   阿拉伯帝国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经也门沿红海东岸到地中海地区，这条古代东西方贸易的动脉，给阿拉伯帝国带来了巨额财富。哈里发政府为了增强实力，巩固政权，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工农业的发展，又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阿拉伯商人精于海上贸易，他们远航到中国和印度等地，频繁的贸易给他们带来了巨额财富。伊斯兰教鼓励贸易活动，《古兰经》规定：每一个身体健康、有经济能力的穆斯林，一生中必须要到麦加“朝圣”一次。朝圣既是宗教活动，也是商业集会。阿拉伯帝国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张曦《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经济繁荣的原因》

材料三

材料四   由于土地兼并的急剧发展，8世纪末叶，班田制几近废弛。许多破产的农民被迫投附于势力之家，成了依附者，或者把自己的份地“寄进”给贵族、寺院或神社，成为他们的依附佃农。8世纪末9世纪初，有势力的贵族、寺院或神社普遍建立起庄园。庄园大小不等，形成的情况也不一致。有的庄园就是原来的村落，有的包括几个村落;初期的庄园多是通过垦荒建立起来的，被称为“垦地系庄园”;后期庄园则多是因农民“寄进”而形成的，被称为“寄进地系庄园”。庄园的生产者被称为“庄民”,他们原来是国家的公民，由于破产或迫于形势的压力而成为庄园领主的依附民。

材料五   一般认为，文化的共性通常由语言、价值观、体制、宗教和祖先等方面体现出来。亚洲东部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历史文化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突出表现在汉字文化、儒家思想、律令制度、大乘佛教四个方面。这些共同点的基础是汉字文化，因为儒家思想、律令制度和大乘佛教都以汉字作为其信息的承载工具。“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所以相当一部分人把东亚的中、朝（包括现在朝鲜和韩国）日、越称做“汉字文化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吴祖鲲、商学君《东亚文化格局：演变与应变》

材料一   明太祖初壹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一》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一：雅典时期，公民人数很少，只有享有公民权的群体才是城邦的主人。一方面是公民“轮番而治”“主权在民”以治理城邦；另一方面，公民又是城邦内一切非公民——包括奴隶、外邦人、边区居民以及自己家中的妇女和小孩的“主人”。梭伦立法规定一个人如果在国内出现党派分裂时不参加任何一方，就要被剥夺选举权。柏拉图讥讽说：“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几乎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甚至连人们蓄养的动物都比在其他城邦里自由，驴马也在路上到处撞人。”自由有其边界，当个人自由的行使超越了某种程度，就会妨碍他人的权利。

——摘编自韩向臣《自由还是奴役——论古希腊雅典的公民权》

材料二：罗马法最初是从习惯法发展而来的，但罗马法中更重要的是成文法，它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公民大会、元老院和皇帝的立法活动，其二是罗马城市行政官在执法过程中所作出的决定，其三是律师和法学家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行政官的司法裁量权和私人法学家解释法律的权威给予罗马法相当的灵活性，而这种法律的灵活性与古罗马人的法律“衡平”观念有关。罗马法对近代法学的影响主要在民法方面，但古代罗马法其实包括重要的宪法和刑法内容，其中有一些是至今仍然通行的法学原理。罗马法是罗马文明留给后人最持久的遗产。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