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材料一 文景时期最大的货币供应商是东部的吴王刘濞和西部的邓通。汉武帝宣布凡是私自盗铸金钱者，一律死罪。前118年，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五铢钱”。汉朝的币制自此稳定，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七百余年。前98年，官府开始向私营酒坊提供酿酒用粮食、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酒类的品种和标准；官府向酒坊支付加工费用后直接掌控，统一销售。自此，民间不得私自酿造酒。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在官营冶铁后却得到了迅速推广，工艺也更为成熟。《汉书》记载，匈奴与汉军作战，需要用五个人才能抵挡一名汉军士兵，主要的原因正是匈奴在铁制兵器.上的技术落后。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无往不利，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摘编自魏艾 《国有专营制度：汉武帝文治武功的经济保障》
材料二 唐初租庸 调制在北魏均田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优点在于，将财政征收落实在有承担能力的“丁”基础上，但缺点在于“丁”承担财政征收的能力依赖于均田制所授予的田地。在均田制，崩坏、庄园制盛行以及租佃、雇佣关系普遍化的情形下，能够承担财政义务的基础只能着落在土地和家庭资产上。地税和户税因此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在两税法改革中得到全面推广。
——摘编自刘守刚《财政中国三千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汉武帝时期“国有专营制度”的内容，并分析其实施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租”“庸”、“调”的含义，并说明两税法得以全面推广的原因。
材料一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摘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全国水利工程共236处，前期为155处，后期81处，前期约占三分之二弱。若以秦岭及淮水以南为南方，以其北为北方，则北方前期水利工程占104处，南方51处，北方占三分之二强。但若加上前期陇右道地区的水利，则前期北方占十分之七八或更多。从后期南北地区情况看，后期81处水利中北方仅为14处，南方67处，南方占十分之八强。
——摘编自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西汉时期水利兴修的特点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代水利工程的分布概况及形成原因。
材料一 我国很早就有设置专门的官吏掌管农业、传授农业技术的记载。“劝课农桑”是历代皇帝倡导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也是地方官吏的职责之一。周朝时期就有官吏承担起传授农业技术的责任。而一些在劝课农桑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官员也得到了百姓的交口称赞。如宿州一石碑上记载的“民获所利，刻石以颂刺史”，即用以铭记该官员推广“淤田法”使当地农业获得发展的事迹。我国古代许多农业创新之举也多为官员实践得出并推广的。总之，我国古代的农业技术的传授与推广大多是由地方官吏负责的。
——摘编自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漫话·中国古代农业教育》
材料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地方官员成为我国古代农业技术推广主体的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二对于研究唐宋时期农业发展有何史料价值。
材料一 唐朝从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跟其他国家的交流，对外保持开明一视同仁的交往政策。唐朝的《唐六典》记载，为了迎接各国来访使者，特意建立了鸿胪寺，还在长安建有驿站专门用来接待来自各国的使者。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唐朝壁画里看到当时唐朝统治者接待外国使者的盛况，如《步辇图》，《客师图》。在《日本书纪》提及： “大唐国法，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尽管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唐朝却凭借其多姿多彩的文化吸引了各地人士，并成为了全球文化交流的焦点。
——选自郭雪妮《从长安到日本》
材料二 1901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京师的秋天冷得肃杀，但李鸿章对面坐着的11条西洋饿狼的眼神，更冷。这个被称为中国近代外交第一人的老头，用力控住颤抖的手，把自己久负骂名的名讳艰难地画在了《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之上。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共签了165个不平等条约，李中堂署名30多次。可能是再不愿多承担半分骂名，他故意把自己的名字画在一起，组成了个耐人寻味的“肃”字，像在呼应这个肃杀的秋季，又像在警告正走向肃杀的帝国。
——摘自杨公素《晚清外交史》
材料三 2023年10月25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先后就美国、俄罗斯分别提交的关于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美国草案被俄罗斯、中国否决。美国代表在发言中对中国否决美国决议草案表示强烈不满。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当场予以回应， “这是我听到的最没有道理的话。美国是想让中国对当前在加沙地带出现的局面负责，但我必须告诉美国代表， ‘这个锅中国背不起’。美国代表应该非常清楚，中东局势是如何发展到了今天，在这中间美国到底都做了什么”。
——摘自2023.11.2《人民日报》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分析唐朝外交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你认为晚清为何会变成一个“肃杀的帝国”？
(3)根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你认为中国代表在当今世界外交事务中的“正气”来自哪里？
材料一 史料一 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乃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经匈奴，匈奴得之……后骞与其属亡乡月氏，至大宛。时大月氏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西汉]司马迁《史记·张骞出使西域》
史料二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佛陀，原指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之教。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
材料二 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总护西域三十六国。有汉一代，中央政府任命的西域都护有20余人，以东汉的班超最为著名，汉和帝称赞班超“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除西域都护府等中央派出机构外，西域地方事务由汉朝册封的西域诸国君长具体管理。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些地方官员达376人，“皆佩汉印绶”。自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设置机构行使管辖权，如东汉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元代的行省制、清代的伊犁将军等。1884年，清朝政府批准新疆建省，改称西域为“新疆”，实现政治体制的划一。在西域都护府的管护之下，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架起了东西方沟通交流的陆上桥梁，惠泽后世、影响深远。
——摘编自王珍《西域都护府：开创中央王朝有效管理西域的先河》
(1)根据材料一的两则史料探究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管护西域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韩非子·显学》记载，儒家思想自孔子以后便分化为八个不同的学派，尽管自汉武帝以来，儒学以经学的形式在此时期内取得了相对统一的和明显的发展，但仍存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区分。魏晋以来，儒家思想不断受到其他思想的冲击。进入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也进一步动接，经学在此时期发展出了南宗和北宗两大派别。考察儒家思想的自身发展史，可以看出在唐代以前，儒家思想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内部的统一，这一状况，一方面不利于重新恢复和稳定儒学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封建中央集权的维护。
材料二 随着唐代社会政治的统一，也就必然要求社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统一。在这种背景之下，唐代统治者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求以及科举制在唐代的大力发展和完善促进了儒学在唐代前期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经学在唐代前期实现了初步的统一。唐初、太宗李世民尊孔子为“先圣”，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大力推行儒学。唐代的科举制度规定儒家经典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年）命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主要以南北朝时期的经典义疏做底本，再由孔颖达作疏，在此基础上结束了儒学内部的派别之争，从而使儒家思想得到了统一，实现了儒学在其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内部统一、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教科书，《五经正义》成为所有考生的必研之书，这就使得儒家经典得以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流传，大大增强了儒家思想在唐代社会的影响力。《五经正义》是由统治者官方颁布的标准定本，这就确保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正统地位，使得其成为唐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也确保了其在与佛教和道教的争夺中处于主导地位，由此儒家思想以经学的形式在唐代前期达到了其自身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李冉《“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代之前儒学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些问题的危害。(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代前期儒学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秦始皇在沙丘病逝之前，赐长子扶苏玺书“与丧会咸阳而葬”（意在使扶苏继位）。赵高与丞相李斯密谋篡改诏书，赐扶苏自尽，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
——据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赵正（秦始皇）流涕而谓（李）斯曰： “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 “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 “可。”
——据《赵正书》（成书于西汉早期，作者信息不明）
材料三 最早提出“胡玄不当立”的是起兵反秦的楚人，汉初统治者接受了这一说法，从中演绎出的“沙丘之谋”故事被司马迁录入《史记》，为世人所熟知。
——当代历史学者陈侃理
材料一关于秦末“沙丘之谋”的记载长期被史家视为历史事实，根据材料二、三是否足以推翻司马迁这一结论?请说明理由。
材料 “考课”是中国古代国家依照相关的法令和行政规则，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考课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天子巡狩，诸侯朝觐，方伯行国，诸侯行邑。据《尚书·尧典》记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汉代规定，中央对郡国、郡国对属县进行逐级考课。据《汉书》记载，尹翁归担任太守时，他提拔官员 “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由主考官提出各种问题，被考人必须以政绩实情回答。 实行考课公开，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徇私舞弊行为的发生，使考核更准确。历代的考课制度虽然各具特色，但在考课的标准、办法、程序和赏罚等级方面，基本上都做到了制度化、法律化……
——摘编自粟时勇、李向前等编著《古代官员考课制度史话》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古代考课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