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公元前219年始，秦始皇数次东巡，“群臣诵功，请刻于石”，遂在泰山等地刻石勒铭。这些铭文叙述了秦始皇因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于是“禽灭六王”“平一宇内”，实行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政策；秦始皇“作制明法”“不懈于治”“专隆教诲”“忧恤黔首”，官员“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六合之内”出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男女礼顺”“莫不受德”“承顺圣意”的景象。
——据《史记》等
材料二 公元14年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其生前自述被铭刻于陵墓入口处，主要内容为：奥古斯都“恢复了为派系势力主宰的共和国的自由”，平定高卢、西班牙等地战乱；多次为罗马平民发放金钱和粮食，“举办角斗表演”；复兴罗马传统，“修复了八十二座诸神之庙宇”；“解除了海上的海盗威胁”，“将罗马人民的所有行省”的边界扩大了。铭文强调奥古斯都的最高权力源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授予。该铭文后被诸行省传抄。
——摘编自张楠、张强《＜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秦始皇刻石与奥古斯都功德碑呈现的帝王形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始皇刻石与奥古斯都功德碑出现的共性原因并说明两者共同的史料价值。
材料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兴起并成为一门产业。民众仿效16世纪以来贵族“欧陆游学”传统，参观英国知名作家的出生地、故居和墓地，探访文学作品中描述之地，以求“更深刻地理解熟悉的文本”。
地处偏僻的斯特拉特福，因是莎士比亚出生地而成为旅游胜地。1847年出版的《英国最杰出诗人的故居和常去之处》配以版画介绍英国作家故居，深受读者欢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有乔叟、斯宾塞等众多作家的墓碑或纪念碑，备受游客青睐。人们还将文学作品视为“旅游指南”，前往伦敦、罗切斯特等地，与作品中的人物“邂逅”，“跟随哈代想象出来的人物的活动轨迹游览他们的故土”，领略司各特作品中描述的苏格兰高地风光，寻找历史记忆。“莎士比亚之乡”“哈代之乡”“司各特之乡”等英国文学之乡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摘编自（法）马克•布瓦耶《16—21世纪西方旅游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文学旅游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的影响。
材料 名帖亦称名刺（类似今之名片），古已有之，在明朝士大夫的人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宦官刘瑾受宠用事，“走其门者倾朝，名刺必红纸”，以致“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郎瑛（1487—1566年）在其著述中写道：“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
明朝前期，名帖多自署“门生”等，“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明朝中期以后，士大夫交际活动日益活跃，“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的风气日盛，衍生出“晚生”“侍生”，甚至出现“渺渺小学生”“通家治下牛马走”“门下沐恩小的”等自称，原本亲戚间使用的“眷”字亦开始滥用。
——摘编自（日）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名帖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名帖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对月的崇拜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西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祭月之礼，后历朝历代因之。人们通过观测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逐渐形成了日、月等时间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历法，称为阴历或太阴历。人们对月亮还充满各种想象，建构了月宫、嫦娥、玉兔、桂树等神话形象，用以寄托长寿、团圆等美好的期盼。
——摘编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等
材料二 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编撰的《崇祯历书》和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订的《历象考成》均吸纳了西方有关月亮的科学知识。民国时期，天文学家陈遵妫撰写的《天文学概论》详述了月地距离、月球大小、质量等内容。这一时期，教科书、大众期刊、学生丛书等也纷纷介绍月亮知识。
2004年，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启动探月工程。2013年，“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登上月球，国人真切地见到了月亮的“庐山真面目”2020年，“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了月球样品，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月亮的认知。
——摘编自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们对月亮的认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以来国人对月亮认知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会计机构出现在上海等城市的租界内，主要服务于外商。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会计师暂行章程》，中国近代职业会计师的制度开始建立。早期会计师人数增长缓慢，业务量有限。
1936年，会计师业务逐渐兴盛。立信会计事务所创办了《立信月报》等专业刊物，并刊发大量文章。会计师们出版了税法解释及纳税指南一类的书籍。立信会计学校还添设所得税科，学员“大多为工商界正副经理、会计主任及其他高级职员”。会计师在工商企业的邀请下，赴各地讲解税法及会计相关问题，听者“均系中外闻人，工商巨子”。政府税务部门也聘请会计师解释税法。1937年，立信会计事务所创办者潘序伦向财政部提出对国家税法进行修改的建议。国民政府在后来修订税法之时也部分吸收会计师的意见。
——摘编自魏文享《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会计师行业兴起及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国会计师行业所起的作用。
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料角度分别概括《旧唐书》与《新唐书》的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唐书》的编修原因及其编纂原则。
材料 中国古代儒家教育倡导学生游学，“以广其闻见”。至清末，很多新式学堂注重以日本为师”，同时糅合德、法、英、美的教育理念，在学生心智、体育教育方而进行制度化设计，其中“远足会”是比较通行的活动。
1907年9月，湖州的各个中小学堂组织了一次“远足会”，各数员分队督率自己学校的学生，“且步且歌，声容步伐，颜见整齐”。同年，山阴县学堂举行“远足会”，“与地理、历史、物理上有关系者，无不留心考察”。学生们在“远足会”之后，还要写“远足记”。有学生写道：“经过烽火墩，登其，觉空气清新，百倍于寻常”；还有学生在远足上海法租界后写道：“上海乃吾国之土地……租界之权，皆为外人所管辖，反客为主。名为租界，实与割地无异”。
——摘编自李成晴：《远足：清末新式学堂的师生“从游”》
(1)根据材料，概括清末“远足会”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远足会”的作用。
材料一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1898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
材料二江户幕府初期，日本多次派使节到中国学习制糖技术。明治初年，又从福建引入优良甘蔗品种。1895年，日本侵占中国的糖品生产基地台湾，以之为基础，加快制糖业发展。1906年，政府设立负责糖业调查、补助等事宜的糖业改良事务局。日本糖品产量增长了3倍以上。与此同时，日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摘编自（日）社团法人糖业协会：《近代日本糖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日两国糖业发展途径的相同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日两国糖业发展的不同结局及其启示。
材料 林肯对美国作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其遇害后所产生的“伟大的解放者”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标准的美国历史叙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学界开始挑战这叙事。七十年代“新美国史学”流派出现，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一些学者也注意挖掘相关档案文献材料进行研究。随着八、九十年代州权主义的抬头，林肯“伟大的解放者”形象受到颠覆性质疑。埃里克·方纳认为，林肯一方面提倡自由劳动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可奴隶制在南方的存在，这说明内战与解放奴隶并不直接相关。芭芭拉·菲尔兹也认为，内战中真正启动废奴进程的不是那些写在国会或总统文献上的文字，而是来自那些为争取自由而采取“主动行动”的奴隶。
——摘编自（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林肯“伟大的解放者”形象产生的史实依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美国学界对林肯评价变化的原因。
材料 1486年以后，德意志开始了新一轮帝国层面的国家构建。
1517年，马丁·路德拉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
1521年，帝国议会通过决议，禁止在德意志传播路德的思想。同时，颁布法令，规定帝国内部实行永久性和平，帝国成员间的纠纷不得通过武力解决。查理五世皇帝和各等级达成一致：整个帝国设10个行政区，重组帝国最高法院，除由皇帝任命的大法官外，帝国最高法院共有24名陪审法官，其中，皇帝可以独自任命6名，其他法官由教会选侯与行政区、世俗选侯与行政区、皇帝与帝国各等级联合任命。帝国各等级同意根据“税收和军事摊派相综合”的方式，由选侯和世俗侯爵、伯爵，男爵、大主教、主教、高级教士、帝国女修道院院长和帝国城市组建帝国军队。
从1520年到1599年，帝国议会每10年召开的次数依次为9次、3次，8次、4次、5次、3次、1次、2次。
——摘编自马克斯·布劳巴赫《德意志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近代德意志帝国国家构建取得的进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宗教改革运动对德意志帝国国家构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