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位列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原本是一起影响甚微的地方冤案，情节与《水浒传》中潘金莲毒死丈夫武大郎极为相似。当《申报》偶然将这则奇闻异事登载出来时，恐怕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它会发展为一桩社会关注度极高且惊动京师的大案，最终在慈禧太后直接过问下，经过刑部重新会审，冤案得以昭雪。而后更是通过新闻报道，文人笔记乃至电影电视剧的各种记载与改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
材料二 在传统国人的观念中，法律不是一个本于自然正义形成的、有内在逻辑体系的强制性规范体系，而是能预防和解决一切纠纷的公共政治技巧或治理术。这一套技巧，并非是客观、真实、理性、冷峻的科学，而是因事制宜、无微不至的艺术，其核心是儒家思想：倡导尚贤之治，恩法兼施，凡事可以“活动”“找关系”，强调“实用”“实际”“实行”，用伦理的眼光评判衡量一切。“礼所不容，刑之所加”，“法不外乎人情”等等，成了人们共同的观念。
——摘编自张书勤《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系统论述》
(1)根据材料一，分析冤案发生及得以平反的原因。(2)结合材料二和中国古代史知识，评析材料二中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评述有理有据，史论结合）。
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清王朝首先划定了民族之间的活动边界，限制族际人口流动；其次，在户籍管理上实行差别化的户籍制度，一是户籍有普通籍和特别籍之分，把满族、蒙古族等民族归在特别籍内，在特别籍内进行旗籍和藩籍的划分等；在管理体制上区分内外，这个区别有关内、关外之别。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各民族的“自主权”越来越少。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封禁制度，也是清王朝专制的具体体现。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覆盖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以王朝统治服务为根本宗旨，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三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民族关系列为第六大关系，又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指出：“为了胜利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一定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各民族团结。”2009年，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还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制度基础等日益深厚牢固。”
——摘编自肖锐《新中国60年民族政策的主线》
材料四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并说明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清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政策的主线，并说明围绕这一主线新中国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4）根据材料四，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材料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清末‘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他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摘编自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有关科举制度被废除的观点。（要求：可对观点进行评析，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也较著名。……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 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极为推崇。
材料三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前者实质上从旧文化的立场批评或赞赏新文化，后者则用新文化批评或赞赏旧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中国兴起的什么潮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股潮流兴起的国际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中国文化中可供欧洲人借鉴的元素。并进一步分析200年前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意义。
（3）请各举一例分别评述材料三提到的“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化倾向。
（4）综合上述材料，反映了中国社会怎样的变迁趋势？
5 .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举中国万里之土壤，历二千四百年之绵暖，合数万后王卿士绅缨民庶妇孺之礼俗，所信受奉行，诵读尊敬者，岂非先圣孔子之遗教耶？夫孔子之道，本于天，人之性出于天，故因人性以为道，若男女食味被服别声，人之性也，但品而节之，而不绝之，故至易至简，而人不可须臾离其道也。苟非若婆罗门之去由出家，墨子之非乐不歌，则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国人，凡人之为人，有生我者，有与我并生而配合同游者，有同职事而上下者，则因而立孝慈友弟义顺忠信笃敬之伦行。苟非生于空桑，长于孤岛无人之地，则是道也，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国为然也，恻隐羞恶谋虑进取，人之性也，扩而充分之，以为仁义智勇之德，虽禽兽亦有是一二焉，但不能合而扩充耳。则是道也，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子教须臾而不能也。……
故灭国不足计，若灭教乎，则举其国数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尽来灭之，所祖述者，皆谓他人父也，是与灭种同其惨祸焉。何其今之人，不自爱国，乃并数千年之文明教化，与其无量数圣哲之心肝，豪杰之骨血，而先灭之欤？彼以孔教为可弃，岂知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子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康有为的观点。
（要求：观点明确；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材料一 秦汉时期，在思想道德与社会经济的双重背景下，一方面妇女所受到的思想约束相对较弱，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求妇女必须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劳动中来，这使她们具有完整的社会性成人身份。由此带来的社会现实便是秦汉时期的妇女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当时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劳动中。所以秦汉时期的妇女不仅拥有较高程度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在财产的继承和支配、婚姻的自主等其他方面也同样享有较多的权利，而这些正是她们和封建社会后期女性相比拥有较为优越地位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岳岭《秦汉妇女权益和地位研究》
材料二 罗马实行的是嫁妆婚姻，它对于妇女而言不仅仅是获取陪嫁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嫁妆参与了社会财产的分配，嫁妆是古罗马妇女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一种形式。遗产继承制度给予了妇女更多的财产占有权和财产的处置权，它是罗马妇女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另一种形式。妇女在现实生活中冲破法律限制享有着更多的权利：有的妇女在家庭中占据主要地位，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有的妇女可以买卖土地，参与动产和不动产的经营。
——摘编自何越《古罗马妇女经济地位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时期妇女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主要表现并对这一现象进行简要评析。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罗马妇女经济地位提高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古代中西方妇女地位提高的认识。
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建立自己领导的“世界大家庭”、创建自己主导下的全球秩序，运用战争与和平两种手段推行对外政策，以保证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范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尼克松说，“国家参加战争，实现胜利是至关重要的”，“胜利应该界定为使用军事手段去获得具体的政治目标”。对此，美国政要主要有如下观点：一是“冷战促成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引发了朝鲜和越南的热战”等几十起较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却没有把超级大国带入相互敌对的战斗”。二是美国必须解决由哪一类国家来支配“世界的命运”问题。因此，美国除了将获取冷战胜利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外，别无他选择。三是冷战是把军事、经济、哲学思想、政治和外交的力量结合起来，其中每一点对这场战争的结局都十分重要，并将支配世界形势。四是美国要区别切身利益、重要利益与边缘利益。
——摘编自李慎明、尹斌《冷战后美国统治集团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主要观点评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实施“冷战”的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美国政要对“冷战”的理解。
材料一 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 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指出材料一、二论述“国家认同”的不同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文艺复兴之前，在伊斯兰医学里，砂糖经常被用作一味药。十七世纪中期以后，砂糖的价值和用途都发生了改变。砂糖以前只是极少数上层人士的调味料、药品或礼仪用品，后来，砂糖成了普通的食品，也有了更多的用途。英国人将加糖红茶和咖啡发展为社交媒介，后来砂糖又成了平民的早餐，并被称为热量之源。
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实业家都想方设法掌握砂糖的生产，并控制其流通渠道。加勒比海原本只是欧洲人探宝和开发矿藏的场所，到了十七世纪，甘蔗种植传播到加勒比海，遍布原始森林和岩石的岛上开辟了广阔的种植园，种上了甘蔗。在种植园模式下，大部分种植园只栽培一种作物，这种作物往往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上用于买卖的商品。加勒比海地区在很长时期内只种植甘蔗，棉花种植量也很小，连粮食都要进口。
图1 图2
——据（日）川北稔著赵可译《一粒砂糖里的世界》等
(1)指出近代以来砂糖的功用发生的变化，并概括变化的原因。(2)以加勒比海的“砂糖革命”为例，评析加勒比海地区在当时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材料一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史记·蒙恬列传》
材料二 古罗马也曾修筑过“千里长城”。从1世纪到3世纪，罗马人为防备日耳曼人的袭扰，陆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修建了一条“防御之墙”，从今天德国的波恩附近直到雷根堡附近，全长584千米。另外，公元117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来到不列颠视察后，下令修建长城以抵御凯尔特人，该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历时约六年分段筑成，史称哈德良长城，全长约118千米。
——摘编自马兆锋编著《伟大的古罗马文明》
材料三 清朝入关后，一直没有修缮过长城，康熙三十年（1691），古北口一带的城墙有不少地方损坏倒塌，边防总兵蔡元上疏朝廷请求修缮，工部等建议康熙帝予以批准。康熙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他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摘编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欧亚帝国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康熙帝对修筑长城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