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9年梁启超等社会精英游历欧洲，却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士失望于自身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使他们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想。《欧洲心影录》中梁启超甚至这样感慨，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从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逐渐消退，但各种专业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对于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劫难，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国人来说，这无疑起到一定的鼓励效果，部分扫除了由来已久的文化悲观情绪。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场中国文化西播热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西方世界的文化歧视态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独特优势，开启了自身的近代复兴，步入又一个全新历史阶段。
——摘编自夏舒洋《一战后的中国文化西播热潮述评》
材料二 20世纪60—80年代，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新加坡依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摘自《历史选择性必修3》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结束至二战期间，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新加坡与西方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共同点。结合所学知识，面对当今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我们应注意什么问题。
材料一 图为1936年《儿童杂志》刊载的《谈谈鸦片战争》的会话摘编。
| （大聪——哥哥，省立中学学生） （小敏——弟弟，育才小学学生） 小敏：哥哥，我要问“鸦片战争”是怎样一回事? 大聪：清朝的时候，鸦片运来得越来越多，现银流出也就跟着多了，好几个皇帝都下过禁烟的命令。 小敏：那么，怎么会同英国人打起来的呢? 大聪：皇帝叫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但英国商人不服从禁烟命令，不怪自己不好，反去求印度总督来救援。 小敏：林则徐就吃了败仗? 大聪：不!打了胜仗，可后来英兵攻打浙江，破定海，封镇宁波，进逼天津，清朝皇帝不中用，怪林则徐闹出乱子来，把他革职，叫琦善去和英人议和。琦善这个人不会办事，英兵就再打进吴淞，进逼南京。清朝皇帝就和他们订立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小敏：…… |
材料二 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以“近代性”（科学与民主）区分近代史与晚清史；二是把中国近代史当作世界史，这两个点是我们看历史的“眼睛”，它是立体的、全方位的“眼睛”。
——摘编自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1)大聪的讲述，会让小敏对“鸦片战争”形成怎样的认识?(2)你认为应如何书写“鸦片战争”?说明理由。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材料一 自公元前219年始，秦始皇数次东巡，“群臣诵功，请刻于石”，遂在泰山等地刻石勒铭。这些铭文叙述了秦始皇因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于是“禽灭六王”“平一宇内”，实行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政策；秦始皇“作制明法”“不懈于治”“专隆教诲”“忧恤黔首”，官员“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六合之内”出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男女礼顺”“莫不受德”“承顺圣意”的景象。
——据《史记》等
材料二 公元14年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其生前自述被铭刻于陵墓入口处，主要内容为：奥古斯都“恢复了为派系势力主宰的共和国的自由”，平定高卢、西班牙等地战乱；多次为罗马平民发放金钱和粮食，“举办角斗表演”；复兴罗马传统，“修复了八十二座诸神之庙宇”；“解除了海上的海盗威胁”，“将罗马人民的所有行省”的边界扩大了。铭文强调奥古斯都的最高权力源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授予。该铭文后被诸行省传抄。
——摘编自张楠、张强《＜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秦始皇刻石与奥古斯都功德碑呈现的帝王形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始皇刻石与奥古斯都功德碑出现的共性原因并说明两者共同的史料价值。
材料 名帖亦称名刺（类似今之名片），古已有之，在明朝士大夫的人际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宦官刘瑾受宠用事，“走其门者倾朝，名刺必红纸”，以致“京师红纸价顿长十倍”。郎瑛（1487—1566年）在其著述中写道：“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
明朝前期，名帖多自署“门生”等，“必兼亲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实有可据，断断不轻用也”。明朝中期以后，士大夫交际活动日益活跃，“视其爵、齿及交谊以为斟酌”的风气日盛，衍生出“晚生”“侍生”，甚至出现“渺渺小学生”“通家治下牛马走”“门下沐恩小的”等自称，原本亲戚间使用的“眷”字亦开始滥用。
——摘编自（日）岸本美绪《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等
(1)根据材料，概括明朝名帖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名帖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19 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踏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唤醒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强烈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情愫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身上表现出来。甲午之后觉醒了的民族意识在巨大的民族耻辱感的推动下，借鉴西方近代思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尝试着以西方的民族主义来革新本民族的国民性时，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学会了用世界的标准，而不是以民族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有了全新的把握，对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提升。
——摘编自马俊林《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传统的民族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不仅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生存的共同责任感，也促使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走到一起在反帝反封建的大前提下，民族意识的民族性与社会性取得了一致。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高度一致，保卫国家主权与维护民族独立是一体两用,交融无间。近代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近代革命具有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双重内涵。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根本方向，也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本质特征。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也是与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
——摘编自张翠仙，郝保权《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析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危机不断凸显。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1921-192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较1920年下降了35%，农业赋税却占农民纯收入的30%以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剥削农民和农场，1930年负债农场从1920年的37%扩大至42%。1929年，美国农业生产率较1913年提高了26%，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沙尘暴增多。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道：“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摘编自孙树强《伯南克的“圣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背景及诱因》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下降，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丰年的64.4%。1931—1935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萎缩，耕地大量荒芜。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总指数逐年下降，1935年比1929年下降一半。而1934年农产品价格总指数比1930年下降28%。随着西方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源源流入，现银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海外，到1933年，全国农户大半处于负债之中，农民大批死亡。由于大众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使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如棉纺织业破产。……面对严重的危机，许多省份征收田赋不得而归，为此一些省份还征收各种杂税和提高税率。财政当局还实行新进口税则，降低税率，推动进口品汇价倾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直面农村突出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中国农村展开了全面改造。
——摘编自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农业危机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农业危机与中国农业危机表现的异同。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国共两党处理农业危机的不同影响。
材料：作为旧社会的象征，保甲制度在新政权得以稳定之后必须清除。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城市自发形成的一些基层管理组织，如清洁卫生委员会、福利委员会、冬防委员会等。但也造成多头指挥、组织混乱等现象。为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也成立了一些城市管理组织。1954年，党和政府颁布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条例》，这两个条例是基层管理的法律依据。全国城市基层组织统一后，设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城市街居制即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也随之建立。
街道办事处为市政府或市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为“群众自治组织”，实质上是街道办事处的组织延伸。条例还对居委会的组织架构作了规定：“居民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七人，由居民小组各选委员一人组成；并且由委员互推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至三人。”到1956年，居委会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建立起来了。在街居制的组织下，兴办了较多福利性质的居办经济和各类服务组织，在单位制各类社会保障和服务的基础上，辅助治理了辖区范围内的治安、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问题。
——摘编自肖洒《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研究（1949—1956）》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街居制在全国建立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街居制建立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针对当时俄国存在的关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背叛社会主义的言论，列宁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因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以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经济实践为案例，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不久，商品交换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强调：“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全面实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从而活跃和发展城乡经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是在不断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商品经济理论探索和实际政策试验的相结合。
——摘编自张雷声《列宁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创新性贡献》
材料二 为了澄清人们对市场与计划的模糊认识，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此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他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摘编自罗英《探究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精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列宁言论中“进步”与“后退”的内涵，并分析列宁发表上述言论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邓小平关于“市场与计划”谈话的目的和内容，说明该谈话的历史意义。
(3)根据上述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获得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南昌起义后六天，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先生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
材料二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博古首先作报告……接着是毛泽东发言，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摘自《杨尚昆回忆录》
(1)据材料一概括毛泽东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所学分析“紧急会议”召开的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哪一会议，并概括这次会议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主要影响。
(3)以上材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有哪些优秀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