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道： “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 “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 “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 “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材料一   西汉时期，张骞的“凿空”，使中国开辟了通往中亚、欧洲乃至更远地区的大陆交通线。东汉时期，甘英就是在张骞“凿空”的基础上到达波斯湾的。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隋唐时期，对外交往水陆并进。辽宋夏金时期的对外交往主要是通过海路实现，中国对外交往进入繁荣阶段。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期的对外交往中，中国输出的大都是传统产品，如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这种输出主要不是商品交易，而是赠予行为。隋唐时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随着朝鲜、日本和西亚、南亚的使臣的往来而传到各地。同时，中华文化又不断地汲取各地的文化精华，使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向辉煌。

——摘编自夏克传《中国古代外交规律性认识》

材料二   1861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事常设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1862年起，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以培养外语与外事人才。1864年，总理衙门拨银刊印《万国公法》“以助中国外交因应之参酌”。1871年，清政府在《中日修好条规》中成功删除了日本原本要求的“利益均沾”即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曾纪泽在1878~1885年间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是“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他提倡开放、通商互利，主张利用公法、采用西礼等。1898年，总理衙门奉旨“参酌中西体制”，制定款接外宾章程，并“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就中国而言，经历了一个由“体系外国家”变成“体系内国家”的艰难过程。

——摘编自姜德琪《中国外交近代化内在成因分析》

材料三   邓小平在对外战略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调整国家的外交政策……习近平外交思想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外交思想。中国政府越来越把和平发展由对国际形势发展基本趋势的判断转化为自己的长期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参与国际秩序的中国外交实践从服务自身发展逐步向承担大国责任转变，追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而其根基所在便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摘编自何奇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

材料：自汉朝陆海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国的丝及丝织品等就不断通过中亚远销到西方，而西方却没有具有同等比较优势的农工产品与中国进行交换。有人推算，1571—1821年，拉美运抵马尼拉的白银达4亿比索，主要用来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然后运往拉美出口，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航海技术的欠缺、交通的不发达，古代的国际贸易主要是为皇家贵族服务。从17世纪20年代起，咖啡、茶、糖逐渐成为英国人喜爱的日用食物。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这些东西从生存角度来看并非必不可少，如非生活水平改善，它们不可能成为一般家庭的必备品。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占荷兰人进口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从广东十三行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也是茶叶，通常一担茶叶（重百斤）的利润为4至5两银子。丝茶贸易地位的互换不能单纯视为中国两个出口货品的消长，内中包含深巨的“历史意义”。哈孟德夫妇指出，丝绸让位给茶叶表明：“在横过大西洋或是绕过好望角行驶的船舶上，所运的货物不是为宫廷或教堂而是为小巷和农户而预定……这一天的到来，标志着世界进入近代体系的一个重要阶段。”

——摘编自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

材料   20世纪50-6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和安全……这一时期出现的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小范围的，污染源较少，往往可以由一国政府独立解决。70-80年代后，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70年代后半期，美国积极倡议并参加多种形式的国际环境合作，推动创立国际环境机构并提供大量环境援助。80-90年代初，美国政府的环境外交政策由积极合作转为消极对抗，90年代初再次进行了调整。1996年，美国以捕捞大虾未采取措施保护海龟繁殖的环境义务为由，禁止进口中国的大虾。自1997年起，美国政府在每年的地球日都要发布有关环境外交的报告，对全球环境状况和国际环境政策作出评估……

日本在1991年主持召开亚太环境会议，表示积极提供资金和技术以加强亚太各国之间合作，全力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与此同时，日本又不顾国际舆论向海外转移污染严重的企业……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欧洲首次提出发达国家应降低有害气体排放，并表示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欧盟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等地国家开展了多方面的环境合作。欧盟在对外环境政策上有系统全面的框架，但内部政策执行时困难重重，如德国和瑞典积极促进欧盟实行较高的环境标准，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则表示反对。

——摘编自房乐宪等《美日欧环境外交政策的比较》

材料一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中国共产党集中开展了以破除封建思想、改造陈规陋习为主要内容的乡风文明建设探索活动。主要措施有：倡导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开展禁烟禁赌活动；破除封建迷信，改造农村巫神；开展不缠足运动；移易传统婚丧习俗。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据安定县的调查显示，1935年冬，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半年后，该地烟民比例降至20%，不到两年，该地烟民基本绝禁。

材料二   8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贫困问题的有效缓解以及农村思想环境的根本好转，使党的乡风文明建设得以顺利开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乡风文明”一词，使乡风文明建设发展更加深入。这一阶段，党切实开展了许多相关实践活动。一是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二是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三是开展文明村镇与和谐村镇创建活动。四是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五是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六是开展创建文明集市活动。2010年，国家工商总局、中央文明办等相关部门发文指出，要通过创建农村文明集市活动引领农村健康和谐的社会风尚，向集市的商户宣传科学技术、食品安全等与经商致富相关的内容，引导农村除旧布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欢等《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展望》

材料一   中世纪西欧由于城乡之间没有形成贡赋关系，城市不能向农民征收税赋，城市最初的粮食需求只能来自周边农民的销售。大约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迅速发展，乡村专门化的粮食生产吸引了专职商人参与，国内粮食贸易很快发展起来，但远距离收购的粮食不能在城内直接售卖，必须通过当地代理人销售。伴随着粮食供应带来的巨大商机，庄园开始扩大粮食生产，专门出售剩余谷物，成为城镇最直接的“农业腹地”。为保证市民生活需求，城市当局往往对粮食市场实行严格管制，不允许市民下乡收购粮食、购买园基超过其需求能力的粮食等，并设立以市长为首的“巡回法庭”商讨价格、检验各类商品，维护城市粮食市场的有效秩序。尽管如此，城市粮食的供应依然非常紧张，这也使得城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非常紧密，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从而改变了周边农村传统的农业结构。

材料二   与西欧相比，中国古代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主要通过官府调拨，如南宋都城临安“凡诸军、诸司、三学及百司、顾券、诸局工役等人，皆给焉”，但“细民之食，皆需之铺家”。与西欧不同，中国农村的粮食不一定直接卖给附近的城镇，而是由商人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等地粜米。宋代以后，地主的地租粮自食比例较少，相当部分作为商品粮直接运往城镇或急需地点销售。地主居于市镇中，既从事农业经营，又进行商品生产，当粮价低贱时，地主则大肆收购，反之则出售粮食，从中获取厚利，因此地主富室深刻影响了市场粮食价格。为保障粮食供应，官府往往采用设置官仓等间接手段平抑粮价，而较少使用行政或强迫手段干预其它经营者。正是由于中国城市的生存无须单独依靠周围的乡村，因此城乡关系比较松懈，没有建立起来直接的经济联系，因而城市不可能推动农村发生转变。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谢丰斋《比较中西方古代城市的粮食供应》

材料一：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滥觞于魏晋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元初的行省仍属中央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行省制度基本定型，行省也很快转化成了固定、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行省作为从中书省“分”出去“治外”的机构，因而获得了与中书省一样相应集中的权力。总体而言，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元朝的行省也从北方推广到南方，且在南方体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就中央与各行省的关系而言，我们很少看到双方发生权力冲突的材料，相反更常见的却是中央责令各行省充分发挥自主权。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这些人更多地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这些人几乎全都属于皇帝（大汗）的世仆家臣，皇帝可以比较放心地对他们“委任责成”。元朝统治的民族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省主要代表朝廷的意志和利益行事，成为中央控制地方的得力工具，而不会走向中央的对立面。

——摘自张帆《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

材料二：罗马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的行省管理体制，在所征服地区建立行省来统治当地人民。帝国的建立不但可以得到更多的领土和人力资源，而且还能获取更大的财政收入。韦斯帕芗元首时期（69—79年在位），仅埃及一地上缴的税收就超过了奥古斯都时期（公元前27一公元14年在位）罗马国库一年税收的总和。行省总督拥有该行省的军事、民政和司法全权，这就为行省总督滥用职权，横行不法，搜刮钱财，提供了便利条件。帝国时代，恺撒、奥古斯都对行省的治理加以改革和监督。比如，授予行省的居民罗马公民权，有了公民权可以上诉，总督就不能随便制裁行省的居民…另外，皇帝经常到各个行省去巡视。罗马人还采用其他的一些办法，致力于将其文化输出到行省，让行省接受罗马的文化，即我们通常说的罗马化。罗马扩张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公民权是相对开放的。那些被征服地区的上层，或者是有些没有被征服地区的上层阶级移居罗马，成为罗马的公民。罗马的公民权相对开放，能够吸收很多的外人，但也破坏了罗马城邦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即与氏族血缘关系有联系的具有闭塞性质的罗马公民集体，最终导致罗马城邦走向崩溃。

——摘自晏绍祥《古代世界文明的扩张与帝国治理》等

材料   1892年，日本在华经济调查人员于上海出版日文版《清国通商综览》，该书目录中就有“金融”一词。1898年，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提到“金融机关渐渐通行”。1899年6月，日本人河濑仪太郎在《湖北商务报》编译日文《设立日清银行之要》，文中说：“欲振张日清贸易……不可不具备金融（金融二字犹言流通金银）机关”。该年7月，在日本横滨出版的立宪派《清议报》发表译文《俄国募集铁道公债》，文中提到，“当先查金融市场情形为要云”。1901年，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指出：荷兰银行“以扶育府民事业为目的，故每便于市上之金融（犹上海市俗称银根）。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撰文指出，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大都市“遂为全地球金融（谓金银行情也）之中心点”。从1903年后，“金融”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无逸在《中国金融之前途》一文中论述了浙江金融实际受上海金融控制，上海金融实际上又为外商银行控制，为了中国金融界的安全，中国应发展自己的金融机关，该文54处使用“金融”。《杭州金融机关组织表》还列出了杭州票号、银号、钱庄的店名及经营内容等情况。

——摘编自孙大权《“金融”一词在中国近代的起源、演变及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