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朝接待大臣向使团介绍觐见皇帝须按惯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时，双方产生分歧：清军机处档案汇编《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记载中方的立场“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寿，自应遵天朝法度。”马戛尔尼在其访华日记中记载了对中方要求的态度： “敝使系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贡使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对于觐见具体细节，中英记载中描述不同：（一）《清史纪事本末》记载： “及抵京城，政府又强令于觐见时，行叩头礼。英使亦不欲以争执小节，妨害其推广商利之目的，悉遵例行之。” （二）当时跟随皇帝出巡的军机处章京管世铭曾对觐见场景作诗曰： “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并于诗下附注曰： “西洋英吉利国贡使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长跪）俯伏。” （三）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记录觐见场景： “特使马戛尔尼……至宝座之旁拾级而上，单腿下跪，简单致词，呈书信于皇帝手中。” （四）下图是英方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所绘的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场景。被朝臣簇拥着正襟危坐于中央的乾隆皇帝面露威严，马戛尔尼单膝跪拜献上英王乔治三世亲笔信。注：此画是亚历山大在事后根据在场成员的口述绘制的。

“丹东一号”沉船遗址地处黄海北部、辽宁省丹东市东港西南50多公里的海域。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战舰扬威、超勇、致远、经远沉没于此海域。经水下考古实物资料证明“丹东一号”即为致远舰。以下是整理自考古报告中的内容。

舰体结构：水下残存的穹甲钢板与致远舰的穹甲防护结构吻合。经远舰装甲较厚，明显与“丹东一号”不符，另两舰未使用穹甲结构。此外，“丹东一号”沉船还发现多个方形舷窗，方形舷窗只安装于致远舰及其姊妹舰靖远舰，其余舰均未安装，这是识别致远舰与其他甲午沉舰的重要标识物。

武器配备：致远舰的主要武器在“丹东一号”沉船遗址中均有发现……超勇舰与致远舰武器配备区分明显。此外，加特林机枪铭牌上标注有“1886”，这正是致远舰的建造时间，铭牌上的产地也能与当时的公司名称对应。现日本三笠公园有一门同样型号的机关炮，为海战后日军从致远舰桅盘上拆卸。

餐具：共发现3个带有清晰“致远舰”标识的瓷盘及碎片。与瓷盘配套使用的银勺勺柄也印有致远舰的圆形微标。

综合以上，并结合甲午海战档案、北洋海军档案和海域当地的口述史料，判定“丹东一号”沉船为致远舰。

材料一：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重大问题。1978年，学者邵维正在参与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过程中，发现中共一大在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方面，竟然存在25种不同的说法。在海外的中共党史论著中对此也早有议论，有的反动分子还以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邵维正在日记里写道：“理论战线上的同志，特别是党史工作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弄清党的历史事实，把真相告诉人民大众，回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

材料二：邵维正对日期的考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代表行踪入手证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通过查阅日记原件、当时报刊杂志等大量史料，并多次探访在世的北京代表刘仁静，一大代表的行踪大体得到确认：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一大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所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为7月20日之后。

第二个阶段：综合分析，初步锁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他获得了一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移交过来的档案，该档案原件存于共产国际，据文件内容可以确定三点：开会时间接近“23日”或“24日”；在上海的会期为8天；由于“侦探闯会”，后来会址转移。

第三个阶段：连环印证，最终确定一大召开的日期。一大曾因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邵维正从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上找到了相关报道，据此，他断定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这与共产国际所保存的档案文件记载的时间不谋而合。此外，一些代表曾回忆，巡捕走的第二天凌晨，与会代表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邵维正也找到了1921年《申报》的相关报道，显示谋杀案时间为7月31日，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巡捕侵扰的时间是7月30日。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为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

——以上摘编自李步前《邵维正对中共一大的历史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