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唐时期，有记载的研究《论语》专著约百部。而两宋时期有250余部。《论语》是北宋文人必读经典之一。深受重视。他们虔心研治儒学，成就了北宋《论语》注疏的辉煌局面。两宋对于《论语》的注解。不再局限于此前的章句、训诂、名物等。而   开始注重对其义理的阐发与分析。都体现出诠释义理的深度。代表作有程颐《论语解》、朱熹《论语集注》及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等。《论语》学的发展蔚为壮观。

——摘编自刘亚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流传研究》

材料二   4世纪后期。《论语》传入日本。7世纪。日本最早的宪法中多条目直接出自 于《论语》。大化改新时的教育机构中《论语》被定为必修书目。《万叶集》《源氏物语》 等作品均引用了《论语》的话语。9世纪。祭拜孔子与孔庙合法化，宫廷首开“论语讲   筵”。18世纪，朱子学在日本取得官学独尊地位。政府和民间初等教育都以《论语》为教   材。近代日本企业家利用儒家伦理。为其追求利润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从17世纪开始   《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欧洲。中国儒家不依靠宗教力量、以伦理道德支撑社会发展   的思想体系，成为欧洲思想家们学习的对象。其中伏尔泰尤其引人瞩目，他认为中国“在   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论语》译介 与研究兴盛，译本越来越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论语》也在当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畅销出版物。

——摘编自馆冈邦雄《<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国家礼仪，政府对各种礼仪的内容都有统一要求，抑制了仪法多元各行其是的现象，《史记》记载西汉初年朝廷上“群臣饮酒争功”,刘邦命叔孙通制订了朝拜礼仪，后来进行岁首大典时，“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敬酒)”,刘邦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在中国影响下，古代东亚地区事实上也形成了一个“礼文化圈”。

——摘编自胡新生《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等

材料二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要求按条约规定及国际惯例，派使节觐见清帝呈递国书，但此后十几年清廷一直阻止使节觐见。1873年，外国驻华公使向清廷发出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随后围绕礼仪问题几经交涉，最终商定公使以鞠躬礼觐见。以下是描述觐见的两则笔记：

材料一   《论语·子路》中记载，楚国有“直躬者”（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孔子不赞同“直躬者”的做法，他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韩非子•五蠹》也记载了楚国“直躬”告自己的父亲偷羊的事，处理此案的楚国令尹（掌握军政大权的高级官员）认为“直躬”此举不孝，便定了他死罪。韩非子则认为“直躬”虽然是“父之暴子”，但却是“君之直臣”，令尹这样处理此事，楚国就没有人敢告发坏人坏事了，对君主而言，这不是“社稷之福”。

材料二《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同居相为隐，即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容隐，而容隐制度适用的主体中有一类人是“大功以上亲”（“大功”是中国古代礼制“五服”制度中的一级），即包括父母、祖父母等在内的血缘比较近的亲属。“斗讼篇”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绞刑。父为子天，儿子可以为父亲隐瞒，如果父亲有过失，儿子应该恭恭敬敬地劝谏，尽到孝道，不让父亲身陷囹圄，“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同时还规定，以上两条法律都不适用于长辈有谋反（危害社稷）、大逆（毁坏宗庙、陵寝、宫阙）、谋叛（背叛国家）等罪的情况。

材料   清朝接待大臣向使团介绍觐见皇帝须按惯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时，双方产生分歧：清军机处档案汇编《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记载中方的立场“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等前来祝寿，自应遵天朝法度。”马戛尔尼在其访华日记中记载了对中方要求的态度： “敝使系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贡使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对于觐见具体细节，中英记载中描述不同：（一）《清史纪事本末》记载： “及抵京城，政府又强令于觐见时，行叩头礼。英使亦不欲以争执小节，妨害其推广商利之目的，悉遵例行之。” （二）当时跟随皇帝出巡的军机处章京管世铭曾对觐见场景作诗曰： “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并于诗下附注曰： “西洋英吉利国贡使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长跪）俯伏。” （三）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记录觐见场景： “特使马戛尔尼……至宝座之旁拾级而上，单腿下跪，简单致词，呈书信于皇帝手中。” （四）下图是英方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所绘的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场景。被朝臣簇拥着正襟危坐于中央的乾隆皇帝面露威严，马戛尔尼单膝跪拜献上英王乔治三世亲笔信。注：此画是亚历山大在事后根据在场成员的口述绘制的。

材料 古人认为“灾有大小 ，以螳早为最”，下表是关于蝗灾的一些记载。

材料一       

材料二   西汉末年，强宗豪族就开始建筑坞堡。当时豪族地主的“大宅”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一般均具备相应的防御功能。据《四民月令》记载，东汉时北方豪族地主每年三月，“农事尚闲……缮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北魏时，范阳人卢度世，“父母亡，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嘉峪关魏晋墓出土了七幅“坞”的画像砖，“坞”的四周画有高墙厚壁，还有高层碉楼，有的坞壁上设有望楼。后来福建地区客家民居也具有上述北方坞堡的特点。

材料一   上（汉武帝）使王然于以越（南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未肯听。元封二年，天子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材料二   近年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河泊所遗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挖掘出了道路、建筑基槽与河道等大量遗存。道路路面总体宽约12米，主体部分分层明显。在洪积层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瓦当、砖块、红烧土块、铜器、铁器、铜钱等，共计2000余件。其中铜钱有“五铢”、“大泉五十（王莽新朝通行货币）”等字样。

滇国相印                                 益州太守章               遗址中出土的部分简牍残片

2019年，在90号灰坑中发现了官印封泥“滇国相印”，这是继1956年“滇王之印”出土后，古滇国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弥补了传统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2021—2022年在河道废弃堆积中发掘出837枚枚封泥，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有“益州太守章”等，涵盖益州郡24县当中的20个地名。此外在周边区域还发现了一些简牍残片，目前已辨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的文书。

——摘编自蒋志龙等《河泊所遗址——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西南缩影》

材料一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皆秦制也。”《后汉书·百官五》记载：“有秩，郡所署，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乡下有里，里设里正或里魁，掌一里百家，又称里父老。里父老由具有资产的人户充任，里之下按什伍组织居民，“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在乡、里之外设有亭，“亭有亭长，以禁盗贼”。

材料二   1978年以后，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开启了现代化建构的大门，政府职能开始由政治主导型向经济建设型转变。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提出在1984年底以前各地都要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村民自治与城市居民自治得到一定发展，但总体还处于“社会管控”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流动人口增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社会管理明确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提出“要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治理主体仍然是政府。

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由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承受着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重压力的冲击与挑战，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纵深推进。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材料一     

唐朝“十部乐”，除燕乐和清乐外，大多在南北朝已传入中原地区。燕乐，又称宴乐，在继承西汉乐府音乐基础上形成的。宋朝人著作中说：“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为护佑大唐江山社稷，燕乐对统治者歌功颂德；清商乐来自民间舞蹈，用来供宴者享乐。“礼毕”者，出自晋太尉庚亮家，亮毕，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象其容。《旧唐书》卷二十九记载：“西魏与高昌通，始有高昌伎。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

材料二   中世纪欧洲大学统一用教会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一般分为神学、文学、法学、医学四个学院，神学院被放在首要位置。获得教宗的特许令以及相应的权利，成为中世纪大学的建校前提，大学教师大多是传教士或基督徒，为教会和国家培养服务人才。

近代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形成不同的国民教育管理体制。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建立“大学区”制度，确立了保存至今的国民教育体制，德国人洪堡秉持“研究教学合一”的精神创办柏林大学。欧洲大学的课程既注重古典学科，更重视实用学科，大学设有许多科学实验室，以及工程、教育、采矿、测量、林业、工业设计、农学等专科学位。英国、法国、德国的高校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如18世纪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生人数只有400人左右，1861年为1200人。在欧洲一些高校中产阶级子弟人数增多，上层家庭子弟的人数日益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