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追求社会的完善，要求人们超越自我，把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把社会完善作为人生责任。在道德教育上，儒家注重培养为官者“以民为本”、对百姓负责的责任意识，“操心也危，虑患也深”“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主张为官行政，必须有公正无私、勤政有为、清廉自守的道德规范。儒家也重视“教化”“化民成俗”，重视“礼”的道德规范的作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道德教育上，道家认为道德是自然存在，呼吁为官者应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百姓，要顺人之心，顺物之性，无为施政，不扰民生，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道家以政不扰民作为行政者最重要的道德要求。道家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是慈、俭、不争，这里包含着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等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

——摘编自邹强、王松《中国古代儒家与道家道德教育思想之比较》

材料一   明清大运河—北京到天津段

材料二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北京通州到天津段称为北运河，天津到山东临清段称为南运河。北运河和南运河在天津交汇，经海河入渤海。元朝在天津设海津镇，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1404年，明朝在直沽设卫，史称“天津卫”。1725年，清朝将天津卫改为直隶省的天津直隶州。1734年，升为天津府。

材料三   明清时期，大运河是当时经济的“生命线”，承担着数百万石的粮食及其它物资的运输重任。明清时期，一大批运河城市发展起来。运河沿岸的城市中均建有府学、州学、县学、文庙、贡院、书院、藏书阁。运河城市的人口结构中，商人和手工业者人数占多数。1842年，英军夺取了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了清朝的漕运。道光帝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漕运恢复。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漕运被迫中断。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粮主要改经海路运输。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1904年，漕运总督被撤废。1911年，津浦铁路（天津到南京浦口）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大运河部分河段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的多种作用。2002年，京杭大运河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通道。2006年，京杭大运河成为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材料   1880年以后，日本文部省接管了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19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日本文部省相继颁布的《农业学校通则》《商业学校通则》《实业学校令》等法令法规，其中规定：实业学校的目的在于对从事工业、农业、商业的实业者施以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1894年颁布的《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规定：每年支出15万日元，用来充实和兴办实业补习学校。1930年，日本初等职业教育的实业补习学校数量已增加到15000多所，在校生127万余人；中等职业教育的实业学校已发展到974所，在校生28万余人；高等职业学校的实业专门学校增至51所。1937年，日本政府成立教育审议会，全面扩充和增设实业学校。在农业教育机构中努力培育面向大陆的开拓者。在工业教育机构中，重点扩充与机械、船舶、采矿、冶金、化学、电气等工业部门相关的职业教育。1943年，日本政府颁布改正的《实业教育规程》，体现出浓重的军事化色彩。职业教育的政策完全抛弃了之前以谋求大多数国民享有安定的社会生活的目的。1945年，日本战败后，其各级、各类职业学校都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唐都长安人口

说明：《长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都志，作者根据搜集的与长安有关的实录、传记等编纂而成。《论今年权停举选状》写于803年。当年，唐都长安地区发生旱灾，皇帝恐怕粮食匮乏，要求停止当年的科举考试。韩愈上书皇帝，对此做法提出强烈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