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使职指的是以皇帝的名义从原有行政机构中临时派遣一些大臣去处理各种特别事务，而不是通过原有的行政机构本身。唐代自高宗和武则天以后大量出现使职差遣，并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行政机制：临时派遣的使职演化为固定的职务，并逐渐形成一个与原有尚书六部行政体系不同的、按照新的机制处理政务的体系。唐以后各朝代，尽管行政体制经历着不断的调整，但在唐代使职差遣制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机制却一直发挥着作用。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二 使职与差遣制度可谓贯穿于历代，除上述以外，还有一些没有细述，如明朝以都督府、指挥使司官员充任总兵官的制度，历代遇到较大规模战事时以朝廷重臣出任临时指挥官乃至钦差大臣的制度，等等。使职差遣制度的普遍存在，充分说明了它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必然性。
——摘编自李宜春《使职与差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迁的一个基本路径》
材料三 是后，多掌事于外，诸司互以他官领之，虽有正官，非别受诏亦不领本司之务。又官有其名而不除者甚众，皆无定员无月限，不计资品，任官者但常食其俸而已。时议以近职为贵，中外又以差遣别轻重焉。
——摘编自《宋史·职官志》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以后各朝代使职差遣依然发挥作用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推行使职差遣的目的，并指出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突出特性。
材料一 “中国”这两个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铜器上发现的，考古学家称之为“何尊”。“中”“国”两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是指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国，比如商王以及后来的周王居住的地方才有资格称为“中国”。战国后期仅剩下七雄与若干小国，所以诸侯都开始以“中国”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秦朝，称皇帝，自然便称“中国”了。此后，认为自己继承了华夏文明正统的历代王朝都自称为“中国”，“中国”的概念从一个点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包括边疆的少数民族的政权。再往后直至现代，基本都沿用“中国”的说法。在古代，中国的民族含义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之对应的称呼是“蛮”“夷”“戎”“狄”，比如“南蛮”“东夷”“西戎”“北狄”，或者“蛮夷”“夷狄”。文化上的含义也只指华夏、汉族的文化，不包括其他民族。今天的中国当然应该包括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而广义的中国文化也应该包括56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上，中国的地理概念往往等同于中原，但这个中原并没有明显界限，并不一定就是河南省，甚至更大范围，都可以称为中原，如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安徽等地。
——改编自葛剑雄《“中国”名称的由来及“北京”称谓的变迁》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当局仓促立国，但是共和国体制并未落实。列强欺凌中国，仍旧咄咄逼人。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进逼，企图将中国一块一块吞下。但是，日本压迫愈紧，中国救亡图存之心愈切。经历抗日战争，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各民族形成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共同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中共以农村为基地，动员民众，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于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时，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经过百年炼铸的诉求，其威力莫可与京！
——改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一词含义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中国”塑造的历史过程。
材料一 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值此时局，似觉防无可防矣。惟交涉之事日繁，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至本年日本兴兵台湾一事，屡饬各疆臣严密筹防，调兵集船，购利器，筑炮台，一时并举，虽未即有把握，而虚声究已稍壮。该酋外怵公论，内慑兵威，乃渐帖耳就款，於国体民情尚无窒碍，未必非在事诸臣挽救之力……夫临事筹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时备豫，倭兵亦不敢来，乌得谓防务可一日缓哉！
——摘自李鸿章《筹议海防拆》
材料二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摘自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筹办海防的理由。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海防建设与新中国国防建设的不同结果，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春秋时期，随国季梁以民为主而神为从，民为先而神为后，民是神的凭借与寄托，神的意志是民的愿望的延伸和扩大，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墨子也认为天神不过是“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是人手中的工具。子产在郑国执政时，已经把人道与天道截然分开，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的著名论断。 先秦时期的重民思想，经过儒家的提炼和升华，终于演绎成以民为本的价值理论，其成熟的形态和标志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中“仁学”的创立。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儒家民本主义的理论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发展和弘扬，终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铸造中华民族性格的民本法文化。
摘编自张晋藩《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材料二 “新国家应有新青年”，孙中山是一位超前的制度设计者和憧憬者，“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人民来做皇帝”“予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按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理论逻辑，民国政治形态应逐步推进，民国应逐渐走向社会“自治”和“宪政”基础上的国民自主，“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
——摘编自王旭《做主：民主观念的多重维度与近代中国政治话语之演进》
材料三 孙中山经选举而成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不过不是全体公民直接投票选举，而是由内地18个省的代表以每省一票的投票方式在3 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这样的选举程序，通过这种选举方法产生国家元首，在当时不仅属于空前，而且相当了不起。
——摘编自王建朗等《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朱邑，字仲卿，庐江郡舒县人，西汉循吏。初为桐乡啬夫，为政廉平不苛，迁庐江太守卒史。举贤良方正，授大司农丞，迁北海太守，治行第一、迁大司农，掌管全国租税、钱谷、盐铁和财政。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者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身为列卿，居处俭节”。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
注：循吏，奉职守法的官员。
材料二 西汉和东汉记载入史书的循吏共计18人，有明确记载的选拔方式有孝廉、茂才、贤良、明经、辟除、征召、任子、纳赀（资）这八类，涉及次数较多的有辟除、孝廉、辟除、征召。黄霸是循吏中仕途轨迹记载最详细，也是次数最多的，黄霸涉及到的选拔方式为2次纳费、2次察廉、2次举贤良、3次征召。除王成记载不详外，其他循吏最少也会经历1次选拔，平均每人2.7次，差不多就是每个循吏在仕途生涯会经历3次不同方式的选拔。
——摘编自徐鹏鹏《文官制度与汉代政治治理研究——以汉代循吏群体为视角》
(1)根据材料一、指出朱邑被列入《循吏传》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汉代选官制度的特点并加以评述。
材料一 汉代五口之家农户税赋负担简表
| 财产税 | 人头税 | |||||||
| 土地 （亩） | 产量 （石） | 税率 | 粮价 （钱/石） | 土地税 （钱） | 刍稿 （钱） | 更赋 （钱） | 算赋 （钱） | 口赋 （钱） |
| 70 | 150 | 1/30 | 约80 | 约400 | 小于50 | 约3450 | 最多60 | 至少240 |
——摘编自张敬群《中国税制演进规律初探——三条脉络、四个节点、五个阶段》
材料二 东汉田租以产量为标准，实行三十税一之制。至建安五年，“曹操始制新科”，“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曹魏“制新科”后，河东号称“百姓劝农，家家丰实”，冀州号称“户口最多，田多垦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曹魏的租调制对汉代赋税所做的调整。(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曹魏的租调制。
材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推行土地改革的同时，一方面自上而下地建立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地建立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联盟。并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没收了祠堂、寺庙、教堂、私塾、墓地、祭田、义田、公会田等土地财产，取缔了神汉、巫婆等封建迷信活动，革除了早婚、溺婴等社会陋习，改造了“二流子”，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政策，举办农民夜校和扫盲培训班，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这种新民俗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资源，为随后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改造运动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础。
——摘编自张新光《新中国农民生活方式60年变迁与反思》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任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农村社会改造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 序号 | 材料内容 | 材料 出处 |
| 1 | 凶荒之民，枵腹以待哺，如涸辙之鲋，望斗升水于旦夕，犹不足以救。而彼文书往复，动经数月半年，岂其所堪哉。 | 《明经世文编》 |
| 2 | 洪武中所籴郡县预备仓谷，岁歉则散，秋熟则还。数年来有司官吏与守仓之民，或假为己有，或私借与人，俱不还官，仓廒颓废。 | 《明宣宗实录》 |
| 3 | 右副都御史吴廷举，“奉命赈济，不急所先，乃重建衡山庙宇，费二千七百有奇，夫役、林木皆取于民……乃驱待毙之民为邀福媚神之举”，如此害民之臣只不过被调离而已。 | 《明武宗实录》 |
——摘编自袁祖亮主编《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
材料二 晋冀鲁豫边区在1942至1943年间遭遇了全区性的旱灾。1942年爆发灾荒后，太行分局在做好必要的宣传动员工作后，便进行实地灾情调查工作，将灾民分成三等并据等级依次救助。为了减轻灾民的负担，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1943、1944两年中，给太行区减免公粮140500石。1943年秋冬，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开荒生产运动并成立了各级生产委员会。政府还组织发展运输事业，向灾区调剂了大量粮食。数十万石的救济粮和每年1500万斤左右的山货通过崎岖的山路，运送到预定处所或被输送出口。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这次严重的灾荒。
——摘编自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救灾赈济存在的问题。(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晋冀鲁豫边区战胜1942-1943年灾荒的原因。
材料 明清时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的财政控制力不断加强，设立了多个层级的财政管理机构和财政监督机构。尤其是清代的财税制度以高度集权为特征，户部主管中央财政，制定财税征收政策，通过“起运留存”制度调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几乎没有自己支配的财权和财力。在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上，清代在明代的“起运留存”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解款协款制”，协调全国财政资源，在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基础上进行各地财政支出的调剂，具有早期的“财政转移支付”特征。清康熙时期，财税的存留和起运比例发生了变化，中央集权趋势继续增强，确立了“悉数解司”制度：州县不再保有存留，原来的州县存留部分全部上交给省一级布政司。州县所需经费向布政司奏请支用，事后则“奏销”。“悉数解司”与“奏销”制度的共同执行使中央集权特征变得更加明显。针对地方无甚财权从而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加大非正式收入征收这一现象，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火耗归公”政策，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一方面将地方收入合法化，改善了地方私自加派、损害中央财政税源的行为；另一方面将火耗的征集、发放和支用权限从地方收归督抚，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摘编自张熹珂、任韵霖《财税制度与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构建与巩固》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明清时期财税制度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财税制度演变的影响。
材料 列宁室的前身是连队士兵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争取革命胜利在俄军中设立的权力机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传入中国。1930年冬，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连队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开始被列宁室取代。1931年12月25日的《红星报》写道，列宁室设置的目的应该是“发展列宁同志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精神，养成每个红色战斗员成为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的列宁主义者”。1932年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俱乐部列宁室暂行条例》更是对列宁室的任务、组织形式、工作内容做了明确规定。条例规定：连级单位设立列宁室，直接在指导员指导下工作，下设射击、读报、识字、唱歌、体育等小组，同时下设群众工作组，负责组织群众团体，开展群众工作；设置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督、核算本连的伙食账目；设置家属通讯处，帮助红军战士写家信。列宁室的布置要求整洁、简单、明快、大方，配色以红绿为主，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和红军的各种条例条令，苏联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军事著作、刊物、报纸，舞台表演的服装，甚至乐器、体育器材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有的列宁室还设有用来相互批评、表扬的“黑栏”和“红栏”。
——摘编自张卫鹏《红军时期的列宁室》
(1)根据材料，概括红军部队中列宁室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红军时期列宁室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