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中学开展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性学习，下表是三个小组展示的材料和所得的结论。
组别 | 材料 | 结论 |
汉代组 | 汉代赋税主要包括：按土地征收的“租”和按人口征收的“赋”。田租方面，汉文帝为鼓励百姓从事农业，实行三十税一的税率，并成为西汉定制。口赋、算赋是向百姓征收的人头税，更赋是徭役的代替税。即代役钱。 ——据漆侠《中国改革史》 | 汉代赋税征税标准以土地为主。 |
唐代组 | 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 ——据《资治通鉴》 | 两税法有利于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
明代组 | 嘉靖末行一条鞭法……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 ——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 中国古代的赋役改革每进行一次，百姓负担就加重一次。 |
(2)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演变的趋势，并结合清代史实加以说明。
材料一 唐玄宗时，多贯赐妃嫔和大臣。负责管理赋税的王供“岁进钱宝百亿，便入内库（又称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开启官吏向皇帝进贡之风。……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九月，出（售卖）内库罗绮、犀玉、金带之具”，用以补充军费开支。
——据《旧唐书》
材料二 唐朝“盈”字款的瓷器多为白瓷。“盈”、“进奉”、“翰林”款等宫廷属性明显的瓷器多见于唐长安大明宫等宫廷遗址之中，但在西明寺、长安新昌坊及河北易县等非高级贵族的唐墓中也有发现。
——摘编自齐东方《“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杂考》
材料三 大历元年（766年），代宗生日，“诸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直缗钱二十四万。”肃宗、代宗以后，进奉者多以节度使为主，德、宪二朝进奉的区域集中于东南江淮诸道。
——项坤鹏《“黑石号”沉船中“盈”、“进奉”款瓷器来源途径考》
(1)根据材料一、二判断“盈”字款绿釉碗和“进奉”款白釉彩盘这两件瓷器的出处并说明理由。
(2)综合以上材料，分析“探究瓷器的出处”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唐朝历史有何具体价值。
材料 由于新旧民主革命的交替，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不是出现一次革命高潮，两次革命高潮，确是三次革命高潮……这三次高潮应该是：
第一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
第二次是国共合作的1927年大革命即国民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
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
三次革命高潮是新陈代谢的集中体现，都要求全局性的变革……但是近代中国多次出现了这样的政治革命高潮，却没有出现过产业革命高潮，社会经济的新陈代谢没有跟上政治、思想上的快速步骤……这就给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负荷。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初级阶段，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种理论，而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转折中却是一个不可跨越的事实。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1)任选材料中所述“三次革命高潮”中的两次，说明它们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2)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经济上的“沉重负荷”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及其取得的成就。
材料一（隋唐）科举特重进士科，此科既不考试经术，志在进士的人们自然不肯诵习。其次则为明经科，此科虽试经术，而出题范围又只限于《五经正义》。……且考试时又有“墨义”及“帖经”等方式，一般学子平日多半研究括帖，忽视实学，于是“死记经文，默诵注疏”成为当时特有的教育。限制这样的死，束缚这样的严，聪明才智之士自然群趋于文艺与佛学两途……则儒术怎样有成绩。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
材料二 范仲淹对进士科的考试办法，规定为考三场，先策、次论、再次诗赋。把考试策问放在首位，以便考察考生们的真才实学。庆历的改革对端正当时的士风、学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北宋末年有人赞道：“教养人才，士风丕变，故至今论学校者，称庆历之风。”而且庆历改革，废除帖经、墨义，改试“大义”，对新儒学-义理之学的兴起起到了激活作用，“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著名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就是在庆历年间或稍后进行新儒学探索的。
——郭齐家《中国古代考试制度》
(1)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唐开创科举制的社会背景。
(2)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科举考试科目的侧重及考试方式所产生的影响。
(3)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范仲淹进行科举制度改革的目的，并说明“新儒学”探索的价值追求。
材料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陆法国家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法典体系：一是罗马式民法典体系，其编纂体系被《法国民法典》接受，将民法典分为人法、财产法、财产权取得法三编。二是德国式民法典体系，该体系把民法典分为五编：总则、债法、物权、亲属、继承。但在《德国民法典》颁布不久，德国学者索姆巴特就提出《德国民法典》存在着“重财轻人”的偏向，这种重财轻人的特色使关于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的法大大退缩于财产法之后。
一百多年来，科技日新月异，适应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的发展，强化对名誉、肖像、隐私、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已经成为民事立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国从民法典编纂开始，就确立了“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我国民法典一共分为七编，包括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编，共计1260条。与五编制的《德国民法典》相比较，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有三大创新，即人格权独立成编、侵权责任独立成编以及合同编通则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一方面，我国民法典更突出了对人的保护，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这一体系更具有时代性，回应了时代之问。
——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
(1)依据材料，简析中国民法典与大陆法系民法典的不同点。
(2)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民法典颁布的历史意义。
材料 宋元时期，茶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以北苑为代表的建安茶园被列为官茶园。北苑茶品种繁多，《东溪试茶录》中记：“茶之名有七，一曰白叶茶、次曰甘叶茶、三曰早茶、四曰细叶茶、五曰稽茶、六曰晚茶、七曰丛茶。”制作贡茶的茶叶取用早茶以上的茶种，其制作过程十分讲究，也特别奢靡。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大观年后，建茶岁贡20余万斤。除上贡朝廷外，还有大量销售。南宋以后，建茶产量更是剧增。鸦片战争后，福建茶叶生产在商品经济大潮下迅猛发展。1853年，朝廷准许闽江上游茶叶改由福州海运出口。洋行买办内地收购茶叶制度的实行，直接将内地茶叶经济与沿海茶叶贸易对接起来。1858年，外商到中国内地购货出洋只要缴纳一次2.5%的子口税，极大降低了从武夷山运茶出洋的成本。19世纪70年代晚期，福州茶叶输出居全国之首，走向茶叶贸易的鼎盛时期。
——摘编自刘锡涛《试探福建茶叶生产及近代茶叶外贸鼎盛的原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元时期福建茶叶“尤天下之所嗜”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以来福建茶叶贸易发展的背景。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工作，尤其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对外文化交流。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首先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文化交流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此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纷纷来中国访问。同时，中国文化艺术团体也走出国门进行访问演出。1958年，中国成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于国务院，形成了对文化集中管理体制。至1958年年底，中国有59个艺术表演团体到49个国家访问演出，中国的京剧、歌舞、杂技艺术、木偶、皮影和民间音乐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中国的许多地方戏剧和少数民族的歌舞，同样在国外获得极高的赏识与评价。
——摘编自张登德《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20 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提出“求同求和”与“全面参与”的外交思想。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重大成果。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与123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订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30个，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和国际文化组织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文化外交不仅依靠官方渠道。各部门、各地方也参与进来。文化部（今文旅部）与经贸和旅游等部门合作，共同推进文化外交发展。交流的品类日益增多，艺术展览更加注重作品的民族性和艺术水平。1978 年8月，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与邓小平会面。1979年2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双方在翻译、出版和版权方面的合作也始于该时期。从1978年下半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项目都超过300个。
——摘编自杨悦《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的传承与创新》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中国文化外交的认识。
材料 《大宪章》第33条规定：“在泰晤士河、美德威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所设之堰坝与鱼梁概需拆除”，从13世纪到18世纪末，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持续繁荣。18世纪末以来，大量建设的堰坝、水闸等严重阻挡了三文鱼通行。除此之外，污水和废弃物源源不断地排入泰晤士河。到了19世纪，三文鱼逐渐从泰晤士河消失不见。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治理河流污染终于被提上议程。英国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法律——《1876年河流防污法》。政府对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从立法指导、行政协调到工程建设，投入了大量金钱，持续了很长时间，二战后尤其如此。1974年泰晤士河下游再次出现三文鱼，这可能意味着上述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
——摘编自梅雪芹《英国环境史上沉重的一页——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及其教训》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泰晤士河三文鱼消失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治理河流污染的特点，并谈谈对你的启示。
材料一 西学书籍规模化与市场化流通，意味着19世纪80年代的天津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西书阅读人群。对天津的洋务人士而言，西学与时务书籍为其常备之书。一个对算学和西学充满兴趣的小型知识群体多为功名在身的士人。民间书肆的西书发售与西书阅读市场相互作用，表明西学在天津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社会广为扩散与渗透。当时天津的西书流通与阅读不仅象征着当地士人读书风气的变动，也可视为晚清沿海都市知识变迁的一个缩影。
——摘编自田涛《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流通》
材料二 维新前后，西学书籍广为发行的背景下，不少士人能够博览群书，结合中西学术源流和思想谱系，进行“跨文化对话”。各种西书通过亲友之间的赠阅和邮递，在地方社会形成新的阅读圈层，促进“阅读共同体”的空间成长。新学吸引开明官绅的阅读目光，突破帝制时代原有的封闭阅读系统。在新旧冲突加剧的过渡社会，士人通过对西书的集体选择和整体阐释，形成了更为庞大的“阅读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变革的步伐。
——摘编自蒋建国《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与意义之网——以日记史料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洋务时期天津的西书阅读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维新前后士人西书阅读出现变化的原因并予以评价。
材料一 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议会通过了两项改造水路的立法。1571年通过了一个使韦兰河通往大海的议会法案。1571年通过了第二项议会法案,授权伦敦市的公司给通往伦敦北部的利河改造提供资金。为了拓展英国的海外运输,17世纪中期,英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航海条例和航海法案,禁止外国船只在英国沿海航行,禁止用外国船只装载外国货进入英国港口。工业革命初期,英国运河运输兴旺起来。英国运河运输业的发展既得力于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又受益于政府引导和扶持。运河兴建过程中出现的购买土地、江河改道、穿越公路等问题,国家统一协调。有许多运河获得政府资助。此外,国家还给运河运输业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倾斜,如减免税收。但随着铁路兴起,运河运输逐渐衰落下去。
—摘编自张卫良《工业革命前英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材料二 随着近代交通的发展,清政府设立机构进行管理。1906年,清政府设立邮传部,管理轮船、铁路和电邮。1907年,邮传部下设船政司,专门管理水上交通。清末邮传部为了振兴航运业,采取了以下措施;调查各地航运业发展状况;制订注册章程,健全规章制度;以资金补助航运。此外,邮传部还制订内河航运计划,积极发展内河航运,采取措施反对垄断。为了对抗外国航运公司,成立中美轮船公司,开通国际航线。邮传部竭力维持中国航运业发展。民国元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分为总务、路政和邮电三股,船政由邮电股兼管,不久设航政司专管。民国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范水上交通,例如《航舶法从船舶登记法川内河航运章程》等。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交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水路运输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水路运输相较于近代英国的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近代水路运输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