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70年代，明治政府在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后，随即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初步确立日本近代土地私有制度。随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以及“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封建贡租制已无法满足形势需要，加之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促使政府决心改革地税。1873年7月，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法，其要点是：废除封建实物地租，核定地价，按地价统一缴纳现金；纳税者由过去土地的实际耕种者改为土地所有者，根据“一地一主”原则缴税，无法完纳者，村集体不再负“连带责任”。1881年，全国范围内的地税改革基本结束，日本建立起稳定统一的近代税收体制。但改革维护寄生地主利益，未承认佃农权利，佃农在农村只靠农业无法生活，有的便进入城市，成为雇佣劳动者。
——摘编自吴廷璆《日本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日本地税改革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地税改革的主要内容并说明改革的影响。
材料 20世纪50~60年代，美苏曾经有过走出冷战、走向和解的尝试，但举步维艰。1960年5月巴黎首脑会晤流产后，赫鲁晓夫把改善苏美关系的希望寄托于新总统。应该指出的是苏美双方认识到有着共同利益的幼芽，应采取措施让这些相似的地方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在会谈之前，美苏双方都利用舆论工具宣传和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肯尼迪政府表示要坚决保卫美国的利益和地位。苏联则表示美国一定要承认苏联的实力，希望在柏林问题上按照自己的设想和要求达成协议。双方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地位而过于看重对方的弱点，都想提高自己在会谈中的要价而采取了不甚恰当的举动。1961年6月3~4日，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会谈。禁止核试验和柏林问题是会谈的重点。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互相“打量了一下”就各自扬长而去。美苏加剧了在欧洲的冷战，并把冷战扩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它们制造了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把人类推向核战争的边缘。
——摘编自刘金质《冷战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61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会议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1961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谈。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由农业社会逐渐发展到工业社会。1860—1920年，美国城市数量增加了十余倍，城市人口增长了约15倍。1890—1910年美国城市数量增加了61%，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量增加较多，1910年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的总人口高达2000万，是1890年所有城市人口的总和。与此同时，西部开发的进程加快，美国边疆不断向西蔓延。1862年的《宅地法》颁布后，大量移民西迁，推进了西部边疆的开发，而铁路路线系统更新，钢轨取代了铁轨，也为移民西迁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一时期，东北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高歌猛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城市逐渐向内陆扩展，有轨电车和铁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城市体系的不断完善。
——摘编自武文霞《美国城市化经验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二 据美国学者斯金纳尔估计，1843年，中国超过2000人的城镇有1653个，城镇人口为2072万，在总人口40500万中占5.1%；1843—1894年，中国城镇人口从2072万增至2351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5.1%增至6%。1894—1949年，城镇人口从2351万增至5765万，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由6%增至10.6%……从世界范围来看，1875年印度的城市化率，仅比中国高出约3个百分点，但1951年印度的城市化率达到17.6%，比中国1949年的城市化率高出7个百分点。
——摘编自蔡云辉《城乡关系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并说明近代中国城市化与美国城市化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城市化与美国不同的原因。
材料 正是为了实现其对“仁”的崇尚和济世的目的，子贡毅然选择经商这条途径来积累财富。当他拥有大量财富之后，并未骄奢自满，而是将财富用来资助需要救济之人。子贡曾向孔子请教过诸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之类的问题。他认为，财富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子贡始终把“礼”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经商逐利本无可厚非，关键是能否做到不被金钱蒙蔽双眼，不攫取不义之财。子贡很快由“富而无骄”上升到“富而好礼”的崇高境界。正是因为他极力奉行孔子所倡导的“言必信，行必果”，子贡在商界赢得了较好的信誉，纵观子贡儒商精神的历史意蕴和丰富内涵，可以发现其不仅与当今世界的发展规律并行不悖，而且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唐金培《子贡儒商精神的历史意蕴与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概括子贡儒商精神的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子贡儒商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材料 武则天一方面创设北门禁中学士制度，竭力破格提拔在职的一批下级文吏；另一方面她“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一批有卓识才华的文人学士进入宫用。……更重要的是，她扩大科举规模和入仕人数，由皇帝亲自出面主持制举和殿试，提高科举取士的声望，吸引士人积极应试。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她和高宗“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这是两圣殿试的开始。当时应试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场面之美轮美奂、试题之丰富多彩、入仕授勋之荣耀光彩，确为我国文化史上“最盛大之节目”。武则天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提拔一批批普通地主的士人进入统治机构并让其中一部分人和皇帝直接见面，攘为要职，权据要津，参与朝政，议定国是，他们后来成为武则天夺权称帝的亲信和心腹，组成武周政权的统治班底，为完成武则天的武周革命，献计献策，竭尽全力。
——摘编自胡祥《论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概括武则天科举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武则天科举制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 突如其来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心惶惶，直到15世纪晚期，一份德意志手稿上还写道，“聪明的大夫有三条使我们远离瘟疫的黄金规则：迅速离开，走得远远的，不要急于回来”。外来移民、流浪汉受到歧视和迫害，其中犹太人受害最深。1399年疫情期间，米兰公爵詹加莱亚佐要求对病人和死亡人数进行统计，以日报形式呈交他本人，并向社会公布统计数据。这一制度也随即被意大利其他城市借鉴和采用。严格的隔离措施给意大利带来了安全，但也给意大利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引起了商人和依靠日工资生活的雇佣工人的不满。为了缓解防疫和经济生活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纪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证制度，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和货物可凭证通行。之后，随着“黑死病”反复发作，应对危机的临时委员会逐步转变成常设的公共卫生署。意大利卫生署有处理相关事物的绝对权力，卫生署颁布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他们还可以对不遵守防疫条例的人使用酷刑。
——摘编自向荣《“黑死病”与意大利和英国的抗疫》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政府抗疫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社会疫病频发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意大利人在抗疫斗争中的创新，并说明其重大意义。
材料 一战爆发之初，英国政府组建“战争宣传局”，发动了浩大的宣传攻势。在这种氛围中，爱国诗歌井喷般面世，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布鲁克，其名句“如果我死了，只要这样想：在异乡田野上的一角有一处，永远是英国的土地”传颂一时。布鲁克颂扬大无畏的英雄行为与爱国主义情怀，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他并未亲历战争，因而其眼中的英雄形象始终带有浪漫主义的个人色彩，延续了传统的英雄观。与布鲁克不同，战壕诗人欧文、格雷夫斯、萨松、罗森堡等的战争体验书写无法继续融入传统英雄塑造模式，不再有浪漫的英雄主义理想。奠定此基调的诗歌便是欧文的《甘美且合宜》。文中，欧文斥责将“为国捐躯”描述成“甘美且合宜”的宣传话语，称其为“古老的谎言”，告诫胸中充满“荣誉”理念的年轻人，战争远非浪漫与理想之所在。
——摘编自张金凤《英国一战文学与英雄观嬗变——以<英雄之死>为例》
(1)根据材料，指出英国一战文学中英雄观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一战文学中英雄观的变化所折射出的信息。
材料 林则徐，字少穆，1785年生，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道光十二年（1832年），林则徐在赴江苏巡抚任途中，目睹“灾民于沿堤搭棚栖止”的惨状，提出救灾12项建议，并在江督陶澍的支持下得到实施。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查办海口。在此期间，林则徐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有《四洲志》《华事夷言》等，这些著作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为防范外国侵略，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综括各种资料完成了一部有关农田水利的优秀著作——《畿辅水利议》，总结了历史上北方农田水利的经验。林则徐写下的《壬寅日记》，后被整理为《荷戈纪程》，它记录了西北地区的气候特点、交通状况、民众生活、贸易情况、驻军和民族关系等多方面内容。
——摘编自吴伟宁《论林则徐的历史贡献》等
(1)根据材料，概括林则徐所做的历史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林则徐的历史贡献。
材料 自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相继战胜中国和俄国后，日本朝野上下所目注心营的都是东亚大陆。“虽言论手段，或以急激，或以怀柔，时有不同，而其目的所在，则始终如一。”“吞并中国策”虽然只是一些个人言论，却能代表日本国民的心理。日本之所以迁延至今，不能如愿，一方面是受阻于中国的实力，另一方面是受制于列强的均势主义。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厮杀，无暇东顾，值此千载一时之机，即使没有德国的租借地青岛和英日同盟协约，日本也必然会狡然一逞，更何况有所借口。日本熟思远审，认为攻击青岛利多弊少。如果协约国最终获胜，日本攻击青岛，可以杀灭德国的锐气，帮助协约国，战后无论如何处分，日本在山东的地位及在远东的权利，必立于优势地位。如果同盟国获胜，德国也必然精疲力竭，十年之内很难恢复。届时德国挟战胜余威，坐收欧、非两洲协约国的大利，将无余力顾及东亚。因此，日本决心先发制人，不惜一战。
——摘编自郭双林《欧事研究会成员对一战的观察、分析与预测》
(1)根据材料，概括日本参加一战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参加一战的影响。
材料 国朝著令，赋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历代之利害。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虑也周。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则不堤防而家业可久；以之成务，则不校阅而众寡可知；以之为理，则法不烦而教化行；以之成赋，则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创制，百王是程，虽维御损益之术小殊，而其义则一也。
——【唐】陆贽《翰苑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实行租庸调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实行租庸调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