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诗教”“乐教”的美育传统，从属于“礼教”。20世纪初，众多思想家、教育家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背景下，展开了对近现代美育思想的建构，以期实现“立人”与“新民”。1906年王国维提倡“以审美拯救人性”,他认为美育应与“智、德、体”三育并重发展，才能造就“完全之人物”。1912年蔡元培积极提倡“美育救国”,首次把美育确立为国家教育的方针；1917年针对“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和传教士鼓吹的“宗教救赎论”,他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拯救国民精神。20世纪初的美育思想以鲜明的实践品格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摘编自刘彦顺《中国美育思想通史》（现代卷）
材料二 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 “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方针。”这是近三十年后，美育重新回归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与此同时，艺术教育逐步走入正轨，中小学美育课时数明显增多。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本体性功能放在不可替代的位置，激发创造活力，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2020年，教育部发布《美育教育规划细则》正式确定美育课程纳入中小学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美育课程全面开齐开足，倡导美育的全面性和终身性。
——摘编自孙刚成《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新中国美育政策演进及启示》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中国美育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学校美育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春秋时期，音乐是贵族教育中的重要的项目，一切典礼里都有音乐。当时孔子听了韶乐曾经“三月不知肉味”，他的教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讲音乐和前人不同之处在于他特别注重音乐的感化力，他确信音乐不独可以陶冶个人的性灵，并且可以改变社会的品质。为尽量发挥音乐的道德功用，他有两种主张：第一，音乐要平民化，他的门人子游做武城宰，便弄到满邑都是弦歌之声。第二，音乐要受国家统制，低劣的音乐要被禁绝，当时郑国的音乐最淫荡，所以他倡议“放郑声”。
同时期的雅典知识分子也十分重视音乐教育。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比其它教育都重要，音乐能滋润人的心灵：“外观之美，音韵之和，能深印于儿童之心。其所引入者为善，则其将来发表于外者也为善。所引入者为恶，则其发表于外者也为恶。凡音乐上得良好之学问者，则其辨别美恶，仿佛出于天性”。亚里士多德也在《问题篇》中指出：“音乐在本质上是令人愉快的，在和谐的乐调和节奏之中，仿佛存在着一种和人类心灵切合或血缘关系”。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古代中西方对音乐教育的相同认识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指出孔子提倡的音乐教育与古希腊的不同，并结合所学予以简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要谈谈你对孔子“放郑声”的认识。
材料一 毛泽东《读封建论致郭老》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丛子厚返文王。（子厚，柳宗元的字，《封建论》作者，主张中央集权）
材料二 民国时期的联省自治运动，全盛于1920年到1922年间，军阀、学者、政党（包括中共）都参与其中。“联省自治”包含两种意思：（一）是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建立联邦制国家。1923年10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联邦制的性质，曾被称为“联省自治宪法”。湖南、广东等省都颁布了省宪法，开展自治运动。
材料三 孙中山晚年对联省自治乃至于联邦皆抱敌视态度，主张中央集权式政治体系。1926年蒋介石发动北伐战争，进而统一中国，联省自治失败。
“蒋介石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使中国走向稳定，只有稳定了，中国才能走向富强。这是什么强盗逻辑啊！以稳定为由拒绝民主，充分暴露了蒋介石这个独裁者的本质。谁搞专制独裁，谁就不得人心，谁就会被热爱民主的人民打倒。”
——周恩来1946年对民主人士讲话《新华日报》
材料四 盲论之士，往往以主张“分治”，即为破坏“统一”，曾不知“分治”与“集权”，本为对称之名词，于“统一”何与？北美合众国成例俱在，岂容指鹿为马！民国以来，正坐盲论者误解“集权”为“统一”，于是野心者遂假“统一”以夺权。
——陈炯明回答问题
(1)材料一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法”是指什么制度？“莫丛子厚返文王”是什么意思？
(2)据材料二、三，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时期联邦制试验失败的原因。
(3)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实质是为新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寻找历史依据。新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有没有现实合理性？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
材料一 宗族主导是徽州人启蒙教育的一大特色。宗族将关于读书的具体要求以家规家训的形式载入家谱中，使读书上升为宗族内部的一项规范。如洪氏家族规训中规定：“读书学问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读书不可一日失，故家虽贫，学宜勉力。”徽州人提倡养正于蒙。古歙东门许氏强调：“蒙以养正，圣功也!夫养于童蒙之时，而作圣之功基焉!”徽州人关于蒙养有自己独特的做法，五岁就让孩子进入私塾读书，言行举止以儒者风度为标准，讲古人故事来端正其志趣；从小教育孩子孝敬长辈，逐渐地培养孩童的品性。徽州人还将蒙养与职业选择相联系，提倡早期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其成人之后的职业选择打好基础。
——摘编自季海燕《明代以来徽州家规家训述论》
材料二 明朝官府沿用、改编前代和新编蒙学教材
分类 | 主要篇目 | |
| 沿用、改编前代 | 综合 |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及改编本；“杂字”教材 |
| 经学 | 《孝经》和《论语》 | |
| 理学 | 朱熹的《小学》;程端蒙（朱熹学生）的《性理字训》 | |
| 诗歌 | 《神童诗》;唐宋《千家诗》 | |
| 名物知识 | 《名物蒙求》《小学绀珠》 | |
| 故事图画 | 《日记故事》;《二十四孝》（全名《二十四孝图说》） | |
| 新编 | 伦理道德教育 | 《昔时贤文※名贤集》;《小儿语》续小儿语》;专为女子编写的《内训《女小儿语《闺范》等 |
| 行为规范守则 | 《童子礼》《幼仪杂箴》 | |
| 名物制度常识 | 新编《幼学须知》 | |
| 历史知识、成语典故 | 《五言鉴》《龙文鞭影》 | |
| 属对训练 | 《训蒙骈句》《声律发蒙》 | |
| 工具书 | 《字汇》等 | |
——摘编自马冠男《明代蒙学教材、教法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徽州人蒙学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蒙学教育发展的原因，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北魏的王室、北周的贵族都对莫高窟的建造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更不必说隋代、初唐、盛唐时，敦煌一带的官府和民众，一起把明丽的时尚融入莫高窟的欢快景象了。连安史之乱以后占领敦煌的吐蕃势力，以及驱逐吐蕃势力的张仪潮军队，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却也都参与修护莫高窟。五代十国时期的曹氏政权对莫高窟贡献很大，到宋代，先后占领这一带的西夏政权和蒙古政权，也没有对莫高窟造成破坏，这实在是奇迹了。莫高窟到元代开始衰落，主要是由于蒙古军队打通了欧亚商贸路线，丝绸之路的作用减弱，敦煌变得冷清了。
——余秋雨《山河之书·莫高窟》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段文杰、欧阳琳、孙儒侧、史苇湘等一批前辈专家，满怀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来到莫高窟。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在这里扎下根来，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临摹和研究的基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李其琼、李贞伯、万庚育、李云鹤、关友惠、刘玉权、贺世哲、施萍婷、李永宁、孙修身、樊锦诗等一批专家学者响应祖国号召，从四面八方来到莫高窟。与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一样，他们来到莫高窟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漫漫黄沙，掩不住他们探索敦煌石窟的热情；大泉苦水，冲不走他们保护敦煌石窟的决心。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着和家人分居两地，子女无法接受正常教育的痛苦，默默无闻地守护着祖国的文化宝库。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受到极不公正的微博待遇，仍无怨无悔、不离不弃。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为敦煌研究院带来全新气象。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仍有莘莘学子，投身敦煌，淡泊明志，弦歌不辗，将前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长期以来，无论在敦煌研究院内部，还是社会各界都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在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身上积淀和凝结了一种代代相传的可贵的精神。2014年，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在"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将这种精神明确命名为“莫高精神”。
——敦煌研究院
材料三 我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讲过：“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敦煌作为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新华网《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两类材料的史料类型。简要分析它们在敦煌学研究中的史学价值。
(2)根据材料二，概括“莫高精神”的时代内涵。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的意义。
材料：西周时期的礼乐伦理化，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推行敬德宗孝等伦理观念的贵族教育，以培养有道德的统治者利于姬周统治。从孔子开始，将西周礼乐教化的伦理内容扩大到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且提出“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将西周以来礼乐演变的主流由礼乐政治化转向为礼乐的伦理化，在孔子等原始儒家看来，“不学礼，无以立。”在礼乐诗舞浑然一体的潜移默化中，让人在各种人伦关系和社会场合中体味、首肯人之成其为人之本然，进而以这种道德自觉认同现实伦理。在礼乐的长期潜移默化下，将社会所赋予的这种人之应然言行内化为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乃至伦理习性的自然养成；最后，各种人之应然的行为规范“礼”最终达成浑然一体的人之本然的道德伦理情感的“仁”。
--闫春新摘编自《论语》中的礼乐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提倡的礼乐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制度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宋代比较重视培养儿童的礼仪。宋代家礼主要有冠、婚、丧、祭四大类。司马光根据古礼及民间冠礼实际情况，把“男子二十，冠而字”改为“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朱熹将下限改为十五岁。祠堂是家训的主要实施场所，如金溪陆氏家族，“（陆）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儿童在家礼中得到了“洒扫应对进退”的礼仪规范训练。
——摘编自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等
材料二 宋人笔下涌现出诸多“好孩子”形象。比如，赵令赫“幼而秀颖，自异于群儿中。或戏之，则正色俨然，笑语不妄。记识敏悟，四岁受《孝经》，六岁通《论语》，七岁能为二韵诗。丧父，哀毁如成人”。周谔“生而秀颖，十岁如成人，十四入太学，力学勤苦，登元丰二年进士第”。董仲永“幼而端谨，不为儿嬉事，便若成人”。
——摘编自周扬波《宋人的儿童观》等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代培养儿童的途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人心目中“好孩子”形象确立的原因。
材料 两汉时期“游子思妇”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题，代表作品有《古诗十九首》《饮马长城窟行》等；魏晋六朝时期，人们以当代盛行的世风和士风品评人物，善玄言清谈者易得美官，玄言诗逐渐流行，以孙肆和许询为代表；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唐诗创作进入全面繁盛的阶段，人称”盛唐”，李白、杜甫、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盛唐边塞诗派，一时风起云涌，诗人林立，名篇迭出。
——摘编自诸葛忆兵《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之演进》
请从选官制度的角度，对材料中文学创作风格的演进做出合理解释
材料一 朱熹主张通过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认为，儿童只有从小明确了每个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和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才能正确地树立自己的道德准则。在家庭教育中，他认为“读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读书能唤醒内在“善”，使得个体得以成长，完善自我生命。在人际交往等方面他也提出了一整套的修身立命的教育思想。朱熹的家国情怀具有古代士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性，他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表现，“万物皆有此理，皆出于一源。为君须仁，为臣须放，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由于朱真的自身经历，他提出“一心之谓诚，尽己之谓忠”的论说，他认为“忠”不仅仅是政治口号，还是从上到下都应践行的准则，他把“忠”置于天理之中，大力论述了其价值的合法和合理性。
——摘编自甘秋月《论朱熹诗的家国情怀》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亡国”与“亡天下”加以辨析道：“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黄宗羲也指出：“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天下之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种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忠于一家一姓的狭鹽爱国主义，具有极大地进步意义，为近代爱国志士们所推崇和景仰。
——摘编自戴叶《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经世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朱熹的教育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之际实学家的家国情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这种家国情怀的进步意义。
材料一 戊戌变法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戊戌变法则是要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它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郑师渠主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在那个时期（戊戌维新时期）的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等等）和开设西学的书院（如两湖书院）里，出过黄兴、蔡锷那样民主革命的风云人物。而短时间里纷纷兴起的学会……各依其不同的具体宗旨，为广开中国的民智而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郑师渠主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四 维新派人士在倡导变法的同时，也特别注意移风易俗的工作……戒缠足、禁鸦片、讲文明、重卫生、讲简捷、重效率、剪发辫、易服装、反跪拜、重女权等等，都是反映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是除旧习、立新风的社会变革。
——李侃、李时岳等主编《中国近代史》
根据上述四则材料,分析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