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共产党的苏区居住了四个月的时间（1936年6月至10月），他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包括毛泽东人生故事在内的大量资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关键转折点的独特记录。斯诺是记者，又是有天赋的作家，他的报道“很文学”，可读性很强。特别是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许多革命家的采访，注入了人性的关怀。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有理想、有情怀，有非凡的魅力，但又有人间的味道。我们能感受到陕甘宁边区那种特有的气氛，在激越、紧张和进取中，也不无自由和舒展，以及个性的张扬。这些记载似乎信笔写成，毫不拘谨。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新修本

材料二：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此书先后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1938年2月，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发行的缘故，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简介》

材料   黄庭坚（1045-1105）,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出生于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双井村。双井黄家是当地的世家望族，据族谱记载，黄家在庭坚前四代中就有9人官至司徒、光禄大夫等。黄庭坚“幼警悟，读书数过辄诵”。1058年跟随舅舅李常出门游学，博览群书，研读百家经典。1067年考中进士，“知太和县，以平易治。时课颁盐策，诸县争占多数，太和独否，吏不悦，而民安之”。曾书写《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作为为官信条。元丰八年（1085年），供职史官，参与主编《资治通鉴》《神宗实录》。1095年，黄庭坚被贬至巴蜀黔州，他在当地筑桥铺路，开办私塾，写诗作词，研习书法，将篆书与隶书的笔运用于行草书，创作出中国书法史上最长的经典长卷《廉颇蔺相如列卷》，与蔡襄、苏轼、米芾并称为“宋代书法四大家”。黄庭坚一生留下两千多首诗歌散文，在被贬至戎州时，写出了著名的《鹧鸪天》。崇宁二年（1103年），黄庭坚被流放宜州（今广西宜山），两年后病逝。后南宋高宗以黄庭坚16字《戒石铭》为标准，要求各州县刻石并设置在州县官员座右，两宋及以后《戒石铭》遍及各州县。

－摘编自《宋史·黄庭坚传》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君臣朝参制度，亦称“朝会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决策议事制度之一。《周礼·秋官·朝士》记录了天子的“三朝”之制，即进行朝参的地点有三个，但对“三朝”的具体位置、朝参的内容和时间以及朝参的官员范围等均无详细说明。汉初，汉高祖一度将秦代繁缛的朝参“仪法”全部废除，出现了“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现象。不久，高祖开始按儒生制定的“仪法”接受百官朝贺。《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时期，朝贺礼仪和“五日一听事”之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补充。根据唐代文献资料可知，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大体分为外朝听政、朔望朝参和常朝等三种不同形式，并不断发展变化。

——摘编自杨希义《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初探》

材料二   1302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因同教皇卜尼法八世发生冲突，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参加会议的三个等级分别是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市民代表），这标志着法国历史进入等级君主制阶段。三级会议开始只是等级代表会议，不是立法机关，它的职能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三级会议也不是常设机构，是应国王要求召开的，由国王决定开会的时间、地点、代表人数和选举方式。国王吸收三个等级的人士加入到国家决策里来，使国王决策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后来，三级会议在某些时刻也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比如太子查理在1357年11月到1358年2月就被迫同意以下条件：定期召开三级会议并听取治国意见；会议每年召开2-3次；征税必须得到三级会议的同意；三级会议有权任命国王的顾问；等等。

——摘编自吕俊《三级会议与法国封建制度的变迁》

材料   苏天爵（1294～1352年），24岁经科举走上仕途，元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在30多年的宦海生涯中，苏天爵因在监察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被誉为“苏青天”“元代包公”。1331年11月，苏天爵由翰林修撰升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这是他首任监察官，在三四个月时间里，数百起错案、冤案得以纠正，许多无辜百姓获释。1349年任大都路总管，不久再任两浙都转运使，整治得法，八十万锭课钞如期收齐。1352年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带兵平定了饶、信一带地方。苏天爵治学既渊博而又有所侧重，擅长记载，曾著《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和《文类》七十卷。他写文章擅长叙事，平易温厚，自成一家。有诗稿七卷，文稿三十卷，其他作品有《松厅章疏》五卷和《春风亭笔记》二卷等。

——据宋濂、王神《元史·苏天爵传》等整理

材料   宋代重视地方医疗体系建设，逐渐确立了派遣医学官员前往地方的驻泊医官制度。《宋会要辑稿》载：“在京医学等员数甚多，并令尚书省措置。契勘翰林院见今医官至柢候七百余员，并无职事。”这为朝廷派遣驻泊医官提供了基础。公元1113年开始，朝廷实施了按地区分等、分别派遣驻泊医官二至七人的制度。从有限的记载来看，驻泊医官医术多优于民间医人。驻泊医官除了治疗疾病之外，还参与地方赈济、救助灾民等事务。在差遣过程中，朝廷对驻泊医官的行为加以严格规范，对其官品也进行限制，同时通过任期内的治愈率对驻泊医生进行考核。但是，“医职初官，两迁便至升朝”的升迁优势，使得驻泊医官成为转官的阶梯而为人钻营。由于诸州郡驻泊医官的数量有限，在地方医疗方面的作用又相当有限。

——摘编自陈曦、吕文艳《宋代驻泊医官制度及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