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汉是一个波峰，其时帝国的规模、制度的进步和管理的水平，都处于古代世界的前列；魏晋南北朝则陷入波谷：帝国面临着动荡、分裂，在体制上也出现了变态、扭曲。秦汉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的惯性，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轴线”。所谓“两千年一贯制”，并不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进程，然而在各种事象的沉浮动荡中人们看到了一条“轴线”，它最终呈现为各种上下波动、左右摇摆所围绕和趋向的东西。这个变迁的“中轴”就是我们所说的“常态”，而“常态”其实是“动态”的。“回归”是指“回归”于发展的“轴线”，是包含进化和发展的，并非全盘复旧。

——整理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   下表是2005版世界文化遗产入选的标准，具备其中一条或多条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材料奥地利国际法学家菲德罗斯曾说过：“哪里有往来，哪里就有法”。国际法随着国际交往 的出现和日益频繁不断发展，是制度化的国际关系，是国际关系的特定表现形式。国际法规 则的制定是国家间政治、经济等综合力量对比的反映，是各国在国际合作与斗争中不同利益 冲突和妥协的结果。同时，作为国际关系发展产物的国际法，反过来又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主权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中遇到问题时，都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际法规则的影响。

——摘编自李井琦刘荣辉《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材料 下表 轮船招商局简史（部分）

材料 任何一种文化都由曲线前进，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只看历史上各时期之治乱兴衰，便可见其文化进退升沉之大概。春秋时代，文化种子埋藏在贵族阶层。孔墨新生机，从下层崛起。此时期为中国文化最有生命力之表现时期。东汉末，文化种子埋藏在大门第，而不免为老庄清谈所腐蚀。唐末五代，文化种子或则逃避至十国、如蜀、如唐、如闽、如吴越，多数都埋藏在山林寺庙与书院中。直到宋兴六七十年后，始有起色。元末埋藏在社会下层，当时南方经济好，书籍流传易，故文化种子得到处留存。清朝入主，文化种子埋藏在社会各阶层者，亦深亦厚。

——摘编自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

域外中华文化起源说

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以前，域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之说，主要通过文字语言等方面的异同比较论证中国文明源自外来。传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拉克伯里的“西来说”。1894年，拉氏认为：“整个中国文明只不过是巴比伦文明的退化模仿”。多数学人“骇其说之新奇，先后从风”。五四之后，拉氏西来说受到民国学人的质疑、批判，并与20世纪30年代逐渐消失。

1921年，外国人安特生开始在河南仰韶进行考古发掘。通过比较仰韶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纹饰后，安氏认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等着采之陶器，当由西来”。对此，民国知识界虽有所指摘和质疑，但其学术影响深巨，国人多有肯定和赞赏。1926年，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挖掘。基于此次挖掘，李济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实发源于西方。”……30年代末之后，对安氏的质疑与批判则成为普遍之势。

3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者相继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等地组织考古发掘，出土了中国以外地区所不存在的史前时代之遗物，这昭示着中国存在一个不同于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古老文化。由此域外学者逐渐放弃了纯粹的“西来说”，转而多采“渗入说”或“影响说”。而此时期，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之本土说成为当时我国学界的主流议题。

——摘编自吴原元《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

材料   下表为第一、二、四套人民币的部分信息。

——摘编自邹平《人民币发展史：五套人民币的历史》

材料：这顶金冠曾陪伴主人策马草原。鹰顶金冠饰展现了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民族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它代表着草原的荣光。

鹰顶金冠饰最高处是一只雄鹰，当主人策马飞驰，雄鹰也随之震动，仿佛展翅欲飞。花瓣形金冠上錾刻着四狼咬四羊的图案，冠带则雕刻着老虎与猎物的紧张对峙，猎杀仿佛一触即发。

有一个强大而蛮横的对手，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战国赵武灵王终于下决心放弃宽袍大袖，学习胡服骑射。一直处于守势的农耕文明，到秦汉终于建立起统一的帝国，也由此以举国之力祭出终极防守大法——长城。但连绵的长城真的能阻断人们的交往吗?游牧民族喜爱中原的丝绸和粮食，而中原的人们需要金属和牲畜。长城两侧且战且和，直到东汉，南匈奴入塞，多年的对手终合为一家。

因为对手，我们审视自己；因为对手，我们了解自己；因为对手，我们变成更强大的自己。你好，我的对手。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解说词   鹰顶金冠饰——你好，我的对手（节选）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材料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推出《共产党宣言》后，曾经说宣言的内容已经很完美无法修改，但是后来随着《共产党宣言》不断再版，他们也可能认识到理论的不完善和不完美，于是在1872—1893年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为不同的版本写了7篇序言。比如他们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特地指出要用“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这一“实际经验”，来修正《共产党宣言》中这一“已经过时”的观点。在1888年英文版的正文中，恩格斯特地在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中加上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经这样一补充，原文中的这句话就变得更加准确、严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补充中不断发展成熟。

——摘编自陈学明《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