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们正处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之中，他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了。以智能化技术为牵引的这场新科技运动，犹如一场“风暴”，席卷各个领域，预计会在21世纪的前半期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化与以往的科技革命技术不同，是以模拟人的智能、替代人的智能，甚至改变人的智能为特征，把智能应用到广泛的领域，从而开启发展的新境界，造成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的大变局。从以往的发展看，新的科技革命总是会推动新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会催生新的经济领域、新的经济运行方式，从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智能化不仅创造更高的效率，而且创造更新的方式。鉴于此，乐观者认为，传统生产方式所存在与积累的问题也可能会得到缓解，甚至得到解决。比如废气排放问题，智能化可能会使得能源利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等等。

——张蕴岭主编《百年大变革——世界与中国》

精明的古罗马政治在征服地建立了公民制度，赋予他们“伙伴关系”，使他们在土地分配、军队服役和获得战利品等方面享有权利。尽管罗马人毁灭了征服地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和科技，但却将其中实用的部分为己所用。他们将数学用于测量，精确地计算帝国的国土而不是靠抽象的逻辑。罗马的地图学是一门实用的学科：今时之有与往昔之地有何关系？如何将地图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他们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法律和建筑领域。他们建造了伟大的水渠工程，他们的立法思想吸收了凯尔特人和拜占庭的法律模式并影响了后来所有的欧洲国家。

——维森特·韦格《绘出世界文明的地图》

材料一：

习近平主席于2024年5月5日对法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历史长河中的又一次“中法相遇”。“中法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强大共生关系”“有历史可鉴，有现实可依，中法两国没有理由不发展好双边关系”，是他对中法友谊昨天、今天和明天的高度概括。今年适逢中法建交60周年，特殊时间节点的访问，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材料二：

自汉朝以来，中国与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就通过中亚地区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帝国崩溃后，法国成为了欧洲重要的贸易国家之一。公元7世纪，唐朝时期，大量瓷器、纺织品、漆器等中国的物品被运往法国。中世纪，法国的文化和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法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推崇儒学。

材料三：

19世纪初期，随着法国殖民扩张的加剧，中法关系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但在1919-192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夜，周恩来、邓小平等赴法留学，接受先进思想洗礼。在抗日战争和二战期间，中法两国曾经共同面对日本，建立了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二战后，法国向中国提供了援助支持，促进了两国友谊的发展。1964年，中法两国突破重重困难，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如今，中法两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如气候变化，经济发展，科技交流等问题，展示了中法合作的广阔前景。同时，双方在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展开包括演出、展览、电影、文学、美术，留学等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材料   

篇章一 贸易之河

17世纪时，有人宣称，“在海上航行的最伟大的船来到伦敦，在其最中心的地方卸货”；这些船只，“或者带来货物，或者带走货物，都是这个世界所能给伦敦，或者伦敦所能给这个世界的，最好的商品”。17世纪末期，伦敦的码头已在处理英国80%的出口贸易、69%的进口贸易。一位外国旅客观察到有1400艘大船停在伦敦桥和格雷夫森德之间，“此外还有其他各种较小的船，几乎数不清，它们不停地来来去去，覆盖了整个河面”。有人告诉他，“有超过60万人睡在河上”——这应该是当时欧洲住在河上的人口的最高数字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货物都在伦敦开始和结束自己的旅程。有一些吃水浅的船逆流而上，把货物一直运到牛津及更远的地方。“西部驳船”——人们这样称呼它们——全年在伦敦和牛津之间穿梭着。

篇章二 地狱之河

——摘编自彼得·阿德罗依德《泰晤士：大河大城》

材料一   北宋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结构图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到宋代已经进入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成为宋代政治的基础，“崇文抑武”的局面开始形成。北宋开国皇帝，面对唐朝由兴盛转向衰亡及五代政权频繁更迭的历史教训，深知五代时期“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之”的弊端。政治上一改历史上的武人政治，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重用文人士大夫，对他们不杀少辱，给予很多优厚的政治待遇，从而出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已经成为宋初统治者的共识。反之，宋太祖对武人则处处加以压制，收夺大将兵权，集军权于中央，以防武人势力崛起而谋反。这种崇文抑武的政治制度，后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直到明清。

——王志立《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研究》

材料   有学者认为，中华海洋文化既具有世界海洋文化的一般特点，又具有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的中华海洋文化传统。因此，该学者绘制了下表

——整理自张开城《比较视野中的中华海洋文化》

材料   晚清北京街道受战乱及财政状况恶化影响，长期失于修治，路况脏乱不平，不少人批评道： “道路之污秽不洁、倾仄难行者，以京师为最。”1898年，各国公使知照总理衙门，希望“将京城道路仿照西式，一律修整”，并声称如不亦理，将“自立公会，张议代修，自设巡捕，自收路税。”为避免路权旁落，变法期间，光绪帝谕令征集改造意见，主张西法者认为西式马路是富强的根基，主张古法者担心仿西法改造会扰乱礼制，有违伦理，最终皇帝采取中式石路与租界马路型制相结合。1902年清政府成立内城工巡局， “先修路，后巡捕及公共卫生”。1906年，工巡局合并至民政部下，路政进一步专责化并兼自来水、医院等公共工程。从1904年到1911年，共修整街道82条。修成后时人称道： “城中街道宽广，马路喧闻。近年建筑马路，四方通达，交通之具，旧惟肩舆骡车，近则马车、人力车咸备。文武衙署、大小学堂及王公府地、各国公使馆，错置其间，而市廛亦甚繁盛。”

——摘编自杨剑利《清末北京街道改造的兴起：论争与实践》

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对19世纪的英国工厂制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现代工厂代替了原先的手工工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形成。工厂通过对生产过程、生产效率、原材料的节约进行管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另一方面，资本家“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在劳动纪律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不停止运转，工厂主对于工人进厂、离厂、休息、吃饭的“关心”，比起对工人的生存更加“关心”。工资制度方面，在雇佣劳动下，工人的无酬劳动都被工资所掩盖，这就是资本主义工资制度的欺骗性所在。

——摘编自范漪鑫《论<资本论>对19世纪英国工厂制度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域外中华文化起源说

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以前，域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之说，主要通过文字语言等方面的异同比较论证中国文明源自外来。传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拉克伯里的“西来说”。1894年，拉氏认为：“整个中国文明只不过是巴比伦文明的退化模仿”。多数学人“骇其说之新奇，先后从风”。五四之后，拉氏西来说受到民国学人的质疑、批判，并与20世纪30年代逐渐消失。

1921年，外国人安特生开始在河南仰韶进行考古发掘。通过比较仰韶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纹饰后，安氏认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等着采之陶器，当由西来”。对此，民国知识界虽有所指摘和质疑，但其学术影响深巨，国人多有肯定和赞赏。1926年，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挖掘。基于此次挖掘，李济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实发源于西方。”……30年代末之后，对安氏的质疑与批判则成为普遍之势。

3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者相继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等地组织考古发掘，出土了中国以外地区所不存在的史前时代之遗物，这昭示着中国存在一个不同于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古老文化。由此域外学者逐渐放弃了纯粹的“西来说”，转而多采“渗入说”或“影响说”。而此时期，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之本土说成为当时我国学界的主流议题。

——摘编自吴原元《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