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们正处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之中，他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了。以智能化技术为牵引的这场新科技运动，犹如一场“风暴”，席卷各个领域，预计会在21世纪的前半期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化与以往的科技革命技术不同，是以模拟人的智能、替代人的智能，甚至改变人的智能为特征，把智能应用到广泛的领域，从而开启发展的新境界，造成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的大变局。从以往的发展看，新的科技革命总是会推动新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会催生新的经济领域、新的经济运行方式，从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智能化不仅创造更高的效率，而且创造更新的方式。鉴于此，乐观者认为，传统生产方式所存在与积累的问题也可能会得到缓解，甚至得到解决。比如废气排放问题，智能化可能会使得能源利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等等。

——张蕴岭主编《百年大变革——世界与中国》

精明的古罗马政治在征服地建立了公民制度，赋予他们“伙伴关系”，使他们在土地分配、军队服役和获得战利品等方面享有权利。尽管罗马人毁灭了征服地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和科技，但却将其中实用的部分为己所用。他们将数学用于测量，精确地计算帝国的国土而不是靠抽象的逻辑。罗马的地图学是一门实用的学科：今时之有与往昔之地有何关系？如何将地图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他们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法律和建筑领域。他们建造了伟大的水渠工程，他们的立法思想吸收了凯尔特人和拜占庭的法律模式并影响了后来所有的欧洲国家。

——维森特·韦格《绘出世界文明的地图》

材料   晚清北京街道受战乱及财政状况恶化影响，长期失于修治，路况脏乱不平，不少人批评道： “道路之污秽不洁、倾仄难行者，以京师为最。”1898年，各国公使知照总理衙门，希望“将京城道路仿照西式，一律修整”，并声称如不亦理，将“自立公会，张议代修，自设巡捕，自收路税。”为避免路权旁落，变法期间，光绪帝谕令征集改造意见，主张西法者认为西式马路是富强的根基，主张古法者担心仿西法改造会扰乱礼制，有违伦理，最终皇帝采取中式石路与租界马路型制相结合。1902年清政府成立内城工巡局， “先修路，后巡捕及公共卫生”。1906年，工巡局合并至民政部下，路政进一步专责化并兼自来水、医院等公共工程。从1904年到1911年，共修整街道82条。修成后时人称道： “城中街道宽广，马路喧闻。近年建筑马路，四方通达，交通之具，旧惟肩舆骡车，近则马车、人力车咸备。文武衙署、大小学堂及王公府地、各国公使馆，错置其间，而市廛亦甚繁盛。”

——摘编自杨剑利《清末北京街道改造的兴起：论争与实践》

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对19世纪的英国工厂制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现代工厂代替了原先的手工工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形成。工厂通过对生产过程、生产效率、原材料的节约进行管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另一方面，资本家“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在劳动纪律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不停止运转，工厂主对于工人进厂、离厂、休息、吃饭的“关心”，比起对工人的生存更加“关心”。工资制度方面，在雇佣劳动下，工人的无酬劳动都被工资所掩盖，这就是资本主义工资制度的欺骗性所在。

——摘编自范漪鑫《论<资本论>对19世纪英国工厂制度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1935年部分大事记

材料二   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

——摘编毛泽东1935年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材料一   赫梯人是古代印欧人的一支。公元前19—前18世纪，赫梯人从半游牧半农耕的状态进入到定居、建设城邦和建立王权国家的阶段。大约在公元前1595年，国王穆尔什里一世率领军队洗劫了巴比伦城。此事在古巴比伦人的编年史中只是轻描淡写，而赫梯人在文献中写道：“他远征巴比伦，征服了巴比伦城，并且打败了胡里特人。他把俘虏和战利品带回（首都）哈图沙。”

赫梯人的法的思想体现在诉讼文献、训诫文献、祷文和政令等文献之中。赫梯法典在传承、修改过程中，量刑趋于缓和，刑罚趋于减轻，最终留下了200条。

赫梯人是创造文明的主体，但不是唯一创造者。土著的哈梯人从事农业、冶铁等手工业生产，并主持宗教生活。来自两河流域的专门人才在文字、语言、医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叙利亚等地的经济文化成就也通过商贸往来得以传入。赫梯人掌握了楔形文字的书写方法，使用的象形文字完全不同于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

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赫梯王国受“海上民族”的冲击而崩溃，赫梯文明从此“失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家才使赫梯文明“重见天日”。

——摘编自李政《赫梯文明研究》

材料二   出土的赫梯人泥板文书的内容包括：（a）一系列的王室《年代记》，叙事性地记载了国王的军事功绩；（b）国王和外国统治者以及臣属统治者之间签订的条约；（c）国王（有时是王室成员）外国统治者、臣属统治者和高官之间的往来信件；寅布王位继承等事项的敕令或公告；（e）节日文献，阐述了很多年度敬神庆典中要遵循的程序——也告诉我们很多赫梯人的宴会和娱乐活动；（f）200条赫梯法典的副本，它告诉我们当时社会的罪行与处罚，包括婚姻、农业和商业等条款；（g）传说和神话文献，有些源于赫梯人之前的安纳托利亚居民，有些源自相邻的其他居民。

——摘编自【澳】特雷弗·布赖斯《安纳托利亚勇士：赫梯人简史〉

材料   有学者认为，中华海洋文化既具有世界海洋文化的一般特点，又具有不同于西方海洋文化的中华海洋文化传统。因此，该学者绘制了下表

——整理自张开城《比较视野中的中华海洋文化》

材料   胡光墉破产案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胡光墉进入左宗棠幕府，为左氏办理军需后勤，兼办洋务。1876年，左宗棠西征新疆，胡光墉为左氏筹借巨额洋款被朝廷嘉许，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后来，胡光墉依仗与左氏的关系，在东南各省开设钱庄和票号，甚至经营当时私人票号被禁止的官款业务。

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加上中越边境紧张，胡光墉的阜康票号因挤兑风波而倒闭，紧随而来的是官款索赔问题。清政府谕令左宗棠查办阜康官亏案。左宗棠虽与胡光墉私交甚密，但因阜康票号官亏案牵涉事大，并没有对其偏袒。按制，亏空的款项由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抵偿亏损的公款即可。

本以为此案就此结案。然而，陕督谭钟麟质疑胡光墉在西征借款中存在“不当得利”，由此牵涉出户部清算胡光墉历史经济问题的两大案件。第一、华商股份案。西征筹饷过程中，胡光墉按章设立乾泰公司，共筹集350万两，其中汇丰银行和华商各认股175万两。胡光墉被质疑华商股份为其隐形资产。左宗棠认为“华商股内实有洋行伙友附股”，肯定胡光墉“并无股份”，并有债票为据。而户部阎敬铭认为胡氏“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1884年7月，户部在无确切证据的前提下，凭借权力认定华商股份是胡氏隐形资产，并强行追索15万两。第二、行用水脚银案。行用水脚银是胡光墉经手西征借款因公报销的相关费用。此费符合清政府默许的“援案开报”、汇单奏销的惯例。户部对此提出质疑，认定行用水脚等106784两皆为胡光墉“擅扣滥支”之款。左宗棠等人回应了户部的相关质疑，称水脚银“驻鄂粮台有案可查，非胡革道所能掩饰”。曾国荃称报销依据并非户部标准，而是“轮船之定章，特数目多寡之间有不可概论耳”。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清政府谕令浙江省从胡氏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凑齐106784两，于闰五月以前解交甘肃粮台应用。

胡光墉资金周转失灵，又受外商排挤，被迫贱卖资产。最终，胡光墉被革职抄家，郁郁而终。

——摘编自牛澎涛《析论清政府对胡光墉破产清算案的审理》

黄宗羲将历史上赋役制度存在的弊端概括为“三害”。第一是“积累莫返之害”，即赋役制度每经过一次变革，都导致赋役的一步步加重，一直到积重难返的程度；第二是“所税非所出之害”，即田赋由征实物改为征银钱，而银钱又非农业之所出，在商人的中间盘剥之下，必然加重纳税者的负担；第三是“田土无等第之害”，即不分土地的肥瘠，按同一标准征收赋税，导致赋税负担不均。其中第一“害”——“积累莫返之害”，揭示了农民赋役负担变动的规律。数千年来，每进行一次赋役制度改革，就催生出一批新的杂派，而民户赋税负担也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归并式改革中一步一步地沉重起来。现代史家将这一规律称为“黄宗羲定律”。

——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等整理

材料   研究典章制度，必须与其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相结合，必须与各该时期的政治和政局相结合，必须与决策人物和执法人物的思想行为活动相结合，必须与各该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相结合。只有将典章制度置于各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总体中加以检验，才可能抉其要而寻其源。

——韦庆远《明清史新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