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1)依据材料，概括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观点。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2)依据材料，概括汉初统治政策的特点。结合所学说明其带来的影响。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倡导民生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他一生都在力行振兴实业的革命实践，他主张在“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的前提下，可利用外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摘编自韩喜平《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评析》
(3)依据材料，列举孙中山提出的有利于民生发展的主张。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4)从材料中任选一种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说明其提出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1840年，英国史学家兼文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伦敦做了轰动一时的“英雄崇拜”演讲。他宣称，人类既往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伟人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人物，广义而言是开创者。他列出了六类英雄及代表人物（见下表），认为他们具有共同的品质，如英雄气概、独创精神、高尚品德等。卡莱尔以此控诉当时社会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批判制度的腐败，希望再次出现巨人般的英雄。
结合所学时代背景，评析卡莱尔的“英雄观”。（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 A．日内瓦会议 | B．万隆会议 | C．联合国大会 | D．巴黎和会 |
| A．反映了社会下层劳动群众的生活，揭露了阶级压迫和剥削 |
| B．句式较为灵活，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 |
| C．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语言率真自然，风格瑰玮绚灿 |
| D．反映了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表现出凝重与沉郁的风格 |
材料一 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下资本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层的人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
——亚当·斯密《国富论》
材料二根据工业复兴法，成立了有大银行家、工业家和经济学家参加的全国工业复兴局，由国家监督生产，调节各企业主之间的关系。各企业分成十七个部门，每部门公布“公平竞争法规”，规定产品的产量、质量、市场分配和产品价格、工资和工时。
——北京师范大学编：《史学评述》（1982年）
材料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网络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产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
(1)材料一体现了什么经济思想？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
(2)与材料一相比，材料二说明国家的经济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结合当时的美国社会机况分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
(3)材料三表明当代经济发展形成了什么新的发展模式？其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4)依据上述材料，说明制定经济政策时应遵的原则。
| A．道家思想 |
| B．墨家思想 |
| C．儒家思想 |
| D．法家思想 |
| A．表明了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 | B．加强了唐政府对吐蕃的管辖 |
| C．促进了汉藏的友好关系和交流 | D．促进了吐蕃的经济文化发展 |
甲：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乙：伯利克里时期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
材料一 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周围各国如“夷”，即未开化的野人，必须向中国臣服。资本主义列强刚刚闯进中国时，中国沿用了“夷”的称呼，如“英夷”“法夷”等。推而广之，凡是和外国事务有关的交涉，也统统称为“夷务”。19世纪60年代起，“天朝”与“夷”的对称变为“中国”与“西洋各国”“泰西各国”的对称，“夷务”也就演变为“洋务”。
材料二 如表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天朝”和“中国”词语的使用频率变化。
| 年代 | “天朝”使用频率 | “中国”使用频率 |
| 道光最初10年 | 50余次 | 不满10次 |
| 道光十六年（1836年 四月至十七年四月 | 6次 | 5次 |
| 道光十八年一月至五月 | 6次 | 14次 |
| 咸丰 | 《筹办夷务始末》前五卷约5次 | 逐渐取代天朝 |
| 光绪 | 几乎不用 |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内外称呼词语的变化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 A．鸦片战争 | B．洋务运动 | C．戊戌变法 | D．辛亥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