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渥巴锡（1743-1775）清代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自十七世纪土尔扈特部迁居伏尔加河流域以来，沙皇俄国便“想把势力伸向这些新的属民”，“永远不当谁的奴隶”成为一代代土尔扈特人的心声。1761 年渥巴锡执政，沙俄当局利用汗位交替的动荡局面，实行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提出“征兵求质”的要求，促使渥巴锡做出抉择：武装反抗、东返祖邦，以求生存！为此他佯装配合，麻痹沙俄当局，为起义赢得准备时间。在部落拥有重要地位的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人辅助渥巴锡制定了详细的东归计划。1770 年 11 月，在“必须回击哥萨克侵袭的借口下”，乘敌不备先发制人，发动起义，以最快的速度抢渡乌拉尔河。期间他亲率主力突破敌人包围，带领民众克服严寒、戈壁、瘟疫等灾祸。1771 年 4月，乾隆得知土尔扈特举部东返，与沙俄交涉“其已入我界，则尔等不得任意于我界内追逐，决然不成，必与尔等交战”。东归后，渥巴锡等少数王公贵族受到了清政府的封赏，其人民被安置于不同游牧地，并设立蒙旗制度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

——摘编自马汝珩、马大正《试论渥巴锡》

材料一   汉初依据秦制重建了三老体系，在“毋烦民，欲为省”的思想下，《汉书·高帝纪》二年令：“举 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汉书·百官志》载：“三老，掌教化。”除此之 外乡官之首的三老作为当地人管理地方治安、解讼埋怨、还可向朝廷反映地方官的政绩。《后汉 书·明帝纪》注云：三老“劝导乡里，助成风化。”汉初孝廉大多只闻于乡里，没有三老一级的推荐 无法闻于州郡。武帝至宣宗时期，拥有较少乡间势力背景的啬夫作为国家控制乡间的最根本官吏，逐渐成为联系朝廷和民间基层的中坚力量。东汉时期许多乡官凭借自身权势决定乡间 事务，三老无法再随意行使权力。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宣传礼仪道德为本职的三老原本的功能已基本丧失，自此渐渐湮没。

——摘编自张智慧《汉代乡官研究》

材料二   宋代乡、耆与都保等乡村组织成为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神经末梢”，国家赋予这些组织在乡村社会中催征赋役、维护治安、处理公共事务等职责。熙宁六年（1073）规定的保甲法将十户 为一小保改为五户为一小保。因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其构建依据“有补治道”的原则，注重封建伦理的教化与培育，使乡村子弟自觉遵行三纲五常，由“孝”“慈”向“忠”“敬”转化，将家 族伦理与国家、社会伦理相结合。除此之外，民间经济组织、民间宗教组织、民间武装等各种各样的非血缘组织也不断出现。这些乡村民间组织或有浓重的国家政治设计色彩，或受到国家严格控制，或是非常状态下产生，均非乡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起来的。

——摘编自谭景玉《宋代乡村社会“自治”论质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