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秀才、孝廉从州郡中选拔出来后，在中央接受考试，考试成绩获得中正的承认后，成为乡品。大体上成绩甲等转换为乡品二品，乙等为三品，丙等为四品。他们经过艰难的考试，好不容易才获得乡品四品。而另一方面，世家子弟因清谈而活跃于社交界，唾手便获得乡品二品。结果，孝廉制度被包括于九品官人法之中，与其说是选拔人才，不如说是压抑人才，成为只有下层士人参加的选举。这样，九品官人法成为贵族运作的且只对现有贵族阶级有利的制度。
——摘编自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材料二 随着门阀制度腐朽性的暴露，国家为了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必须有强力的官僚队伍支持和相应的选拔手段。州县长官不得辟署属僚，其任用权收归中央，中央吏部不断将大批有任官资格的人掌握在自己手中。隋大业初年，科举制应运而生，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终止，影响中国社会长达1300年。科举制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人才选拔制度，能把不同阶层的精英分子源源不断地吸纳到统治层内，统治基础不断扩大，官僚体系也获得了有效的代谢机制。为了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识字一读书一考试”的道路，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由于百姓识字率的上升而相应地得到提高。比较偏远的云贵地区，其文化层次无法与先进的江南地区相比。中央政府基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保证相对落后地区文化的继起和发展，采取分区配额制，保证偏僻地区的权利和机会。
——摘编自牛建强《科举制是如何产生的》
(1)根据材料一，概括九品中正制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弊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科举制产生的背景及其积极作用。
材料一 十九世纪，英国在一些大的部门，在大臣以下，先后设立了政务次官和常务次官，辅佐大臣在内阁的政务和部内事务。这样，英国政府机构里的官员逐渐分成了两类：政务官和文官。各部门的大臣、国务大臣、政务次官等少数官员是政务官，他们参加议会的活动，参与制定政策，与内阁共进退。常务次官以下的广大政府官员组成文官队伍，他们负责执行政策，是常任官员，其去留不受政潮的影响。法律规定：录用文官要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文官不得兼为议员，不得介入党派政治活动。
——摘编自程西筠《由恩赐官职到择优录士－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
材料二 孙中山提出“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官吏既为人民之公仆，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孙中山认为只有经过公开竞争、择优录用的考试制度才能选拔出高素质的官员。政府官员掌握公共权力资源，应该遵从人民的意志行使职权。为防止官员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孙中山主张应当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只有人民拥有监督的权力，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
——摘编自李俊清《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体现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现代文官制度的构想，并分析其积极影响。
材料 苏美英三国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雅尔塔召开了首脑会议。会议的议题包括战后处置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远东问题及成立联合国等议题，其中远东问题主要指苏联对日作战问题。三国以中国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苏联提出战后在中国东北有特权的要价，也保证了美国和英国在中国的政治利益，苏联则同意对德战争胜利后两至三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会议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因担心引起中国强烈反对，以及世界舆论的影响，苏美英三国将该协定作为机密不予公布，而是等待合适的时机迫使中国同意，因此这一协定也称《雅尔塔秘密协定》。该协定是二战后苏美英瓜分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张少冬《雅尔塔秘密协定对战后中国的秩序安排研究》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签订《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雅尔塔会议产生的主要影响。
材料 傅立叶在1827年所著的《新世界》一书中提出，社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蒙昧时期属于生产活动以前各个时期，宗法时期是小规生产，野蛮时期是中等生产，文明时期是大规模生产。他把人类社会发展视为不断的上升序列，并辩证地预言每个社会在走完它的年富力强的历程之后，会进入生气勃勃的新社会。他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即文明制度）已进入壮年时期，为进入下一时期（即保障制度）创造了条件，而更高级的和谐制度才是最美好的未来社会。对傅立叶的历史观，恩格斯予以了高度评价，并指出：“傅立叶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则由于摩尔根而显示出它的全部天才。”康有为的《大同书》始作于1884年，成书于1902年。关于此书的写作，他说：“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他从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中演绎出一种新的历史观，勾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轨迹，即三世由低级到高级有序递进。其中，据乱世是尚农之世，升平世是大工大商大农之世，太平世是天下为公大同之世。此即农业覆盖的封闭乡村、大工业主宰的机器世界、一切产业属于公有的一统天下。他认为据乱世“各国有帝王、君主位号、权力”，帝王权力是专制的，国内等级森严，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一的封建专制社会；升平世“各国立法权虽归各国”，而各国立法权“归公政府上下议院”，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太平世则已经取消国家，“无国，无君主，亦无兵，无兵权”的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
——摘编自何金彝《傅立叶＜新世界＞与康有为＜大同书＞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傅立叶和康有为作为“真正的文化英雄”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新世界》与《大同书》产生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创立社会发展理论应该包括的要素。
| A．否定孔孟儒学 | B．冲破“天朝上国”观念束缚 |
| C．主张民本思想 | D．批判“私天下”的君主专制 |
材料一孟子说：“鸡鸣而起，孜孜（孜孜）为善者，舜（君子）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蹠（小人）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
——摘编自刘霞《孔孟义利观的异同及现实意义》
材料二王夫之谓“义（道德价值）本身包含着利（经济价值）”，其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存在着内在的相通性，盖道德离不开人的物质生活的抽象存在，物质利益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故利中有义。利益是道德作用于人之载体，物质利益不能离开道德之轨道，理寓于欲中，义存于利中，脱离利益也就是无所谓道德。盖物质利益不能离开道德之管控与制约，利益之满足必须受道德之承制，才不至亢害，反之，利非但毋利，反而有害。盖义与利互为依存，互为渗道，辩证地处于事物之对立统一之中。
——摘编自杨铮铮《略论王夫之的义利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孟子义利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王夫之新义利观的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背景。
材料一 西周时期，统治者将贵族子弟定位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角色，并从小培养其尚武品质。贵族家庭男孩自童年即普遍习射，到入学年龄后要接受正规的训练。据《礼记·内则》记载，贵族子弟从15岁开始学习有关的军事技能，主要的学习内容是“射”和“御”。周王亲自任命教官到学宫教射箭，并通过射礼考察其教学效果，对优秀教官进行赏赐，还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和士。“以射行礼”“以射选士”制度为贵族青年人进入士阶层提供了条件，激发了尚武之风。
——摘编自徐烨、刘礼国《中国古代蒙学中的尚武教育研究》
材料二 春秋后期，“尚武”风尚开始悄然改变，社会上“崇文”的现象逐渐高涨。由“尚武”到“崇文”的根本转折点是在宋代。宋朝建立之初，在国家治理问题上，一味推行“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与方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之下，人们普遍以“崇文”为荣，而以“尚武”为耻，反映在个人仕途上，只要有机会，就希望出任文职，而排斥担当武职系统的官员。身为文职官员，如果要被改授武职，那怕武职官衔更大、地位更高，也为官员们所不情愿。宋以后，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中，“粗犷”“原始野性”的成分可谓日益弱化，阴柔替代阳刚，文弱替代武毅，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黄朴民、诸葛瑞强《从“尚武”到“崇文”——漫谈中华文化精神风貌之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时期尚武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崇文”思想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时期中国文化自觉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1950年2月，一些华洋杂货批发商囤积钟牌414毛巾，零售价在10天内售涨84%，严重影响了国内民众的生活。为扭转困局，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严厉打击、取缔投机活动。1950年4月，中国百货公司成立，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国营百货零售商店48个，门市部87个；同时各级政府更是号召每一个县都要成立一家百货商店。至1956年，我国公私合营的百货商店已达到2803家，由此，国营商业掌握了大量货源，使军需和民用的物质需求有所保障。
材料二 从1992年起、各大超市、大型购物中心等各种新业态陆续出现在中国市场。它们大多采取连锁经营方式，并迅速扩张，逐步蚕食百货商店在中国零售业的市场份额。1998年，286家大型商场总体实现利润22.25亿元，同比往年下降16.93%，1999年，百货商店盈利情况进一步恶化，239家商场有149家利润至现负增长，其中72家亏损近三成。2001年后，我国逐步消除壁垒、扩大商业领域的对外开放。外资企业的大量涌入对于一直萎靡不振的中国百货业来说，也是一剂“治病猛药”，通过与外资企业合资、并购、竞争，中国传统百货商店向现代百货转型的进程被大大缩短，它们利用已有的优势，利润得到稳步提升。
——以上均摘编自马军《我国百货商店发展历程及展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建国初期国营百货商店建立和发展的背景，并分析其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动传统百货商店向现代百货公司转型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结束诸侯割据局面,完成封建国家的统一事业,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加强。封建割据以及由此引起的纷争混战,给农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负担。封建割据,关卡林立，这些限制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地主阶级为了保证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カ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由秦国来完成统一,不是偶然的。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到秦王政公元前238年亲自执政,共历六代123年,关东六国一个一个衰败下去,唯独秦国越战越强。在此期间,秦消灭了六国共150多万军队,领土从今关中地区扩展到陕南、陕北、甘肃、宁夏、四川、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区,因而秦国最有条件来完成统的事业。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
材料二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当年,即宣布废除西周创立并实行了八百余年的封建领主制政治体制,创行新的适合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套制度是地主阶级用来统治、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但它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新的发展。在当时以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这一制度对巩固我们祖国的统一,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各朝基本上沿用了这一制度。
——摘编自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第二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秦始皇创行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始皇的历史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