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一统”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铸就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虽然“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但西周礼乐制度所传达出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理念，直接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正是兴起和发展于这样一个礼乐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故而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各家共同的思想核心。法家在诸子百家中主张按照法度和规则管理社会，这一思想在礼乐制度进一步被破坏的战国时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思想和法制基础。
——摘编自初婉琳《浅析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段有成《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商时期到秦朝时“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过程及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宋代打破了唐时“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到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转变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材料二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间阅”。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芸《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科举制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隋唐以前相比，宋时期婚姻观的变化，并做简要评析。
材料 1912年－1979年不同时期的对联
| 时间 | 地点 | 对联 |
| 1912 | 某地农村 |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
| 民国初年 | / |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
| 国民革命时期 | / | 和为贵，三民主义指导革命； 斗则胜，一切权力收归农会 |
|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 | 江南农村 | 平分土地，斧头开辟新世界； 阶级斗争，镰刀割断旧乾坤。 |
| 1945 | 成都 | 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 |
| 1949 | / | 万里山河归人民，五亿群众庆新生。 |
| 1958 | / | 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 |
| 1979 | 农村 | 三十年前分田地，耕者有其田； 三十年后又分地，耕者有其责。 |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取任意两副对联进行评析。（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遗产税亦称继承税，于清末民初引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郭嵩焘等驻外使节较早地了解了西方国家开设的遗产税情形，并传递给清政府高层。1901年，张之洞会同刘坤一，建议清政府实行遗产税，提出如中国能办（遗产税），即使为英国二十分之一，亦有五六百万银元财政收入。1910年，梁启超将遗产税视为“最良之税则”，批评清政府未能实施这些“足以均贫富之负荷者”的税制。民国建立后，为获列强认可，北洋政府承认清政府历年战争赔款和外债，财政亏空严重，遗产税的筹设也有了较大推进。首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将遗产税等新税目归入国家税项，熊希龄任财政总长时，将遗产税列入三年度财政计划；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着手制定遗产税的具体系例和实施细则，规定遗产税征税范围、起税点和税率层级，等等。但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开征遗产税的社会经济条件，最终不了了之。
——摘编自雷家琼《清末民初遗产税的引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遗产税引入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北洋政府时期遗产税筹设的构想。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财政状况很不理想。北洋政府欠各国款项及利息叠加致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向各国借款来缓解财务紧张状况，因此出现了旧债加新债的财政局面。中国的盐税主权因偿付外债的需要而步步丧失。加之历史上盐税征收很重，盐税及附加税截留不断增加，这些都成为实施盐税改革的社会条件。因此改革盐务机构、颁布新《盐法》、统一盐税税率成为改革的主要方向。虽然新《盐法》看起来具有改革精神，但直到抗战前期，也没有确定具体实施的日期，最终流于一纸空文。
——摘编自纪秋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盐税改革评析》
(1)根据材料，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盐税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盐税改革。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的体育组织形态，是一种以群体体制为主的平民体育。例如，上流社会热衷于射行礼、投壶下棋等；中下层社会流行郊游、蹴鞠等；军中盛行武艺、角力等；医学家和养生者好导引行气养生之术等。中国古代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养成了向内，追求身心自我完善，不事竞争、注重养生、形体自娱的体育文化形态。
——摘编自陈祥奎《轴心时代的中国与希腊体育比较研究》
材料二 恶劣的环境练就了古希腊人自强奋斗、热烈追求、思变好动、敢于冒险的民族性格，由于对躯体的健美与力量的崇拜，他们通过运动来锻炼肌肉、强化体质，从而达到健康的目的。
雅典和斯巴达等以城邦制度为支撑，通过国家的引导和组织，促使公民从童年到青年，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的体育训练；城邦还通过定期举行运动会来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在绝对平等规则的保障下，古希腊竞赛推崇通过个人能力来获取属于自己的荣耀。
——摘编自胡勇刚《中西体育文化的差异及深层意蕴下的竞技观》等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心和重视体育事业，始终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高度来引领体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指出要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在党的方针指导下，国家将公共卫生与体育进行融合发展，用体育手段增强人民免疫，增强人民健康与幸福感，共筑全民小康社会。
——摘编自人民网《体育强则中国强！习近平为体育强国建设指明方向》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体育运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体育运动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十八大以来党的体育方针和政策的意义。
材料 宋代商业革命，对于中国的商业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宋代的商业革命，我国实现了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并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转向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商业革命浪湖及启示》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8 . 材料 洪武年间，国都尚未迁到北京，在粮长制度下，国家不再派官吏收粮，而是通过乡村德高望重的“粮长”率领乡民，将四方漕粮沿着长江运输到南京。永乐年间，明成祖迁都北京，因路途遥远、困难险阻重重，明成祖遂于永乐十三年推行支运法：各地农民先将漕粮运至运河沿岸由官方指定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再由运军（专门负责运粮的军队）分程接运至通州和北京二仓。支运法包括支粮和运粮两个独立环节，淮安等四大仓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漕粮先上仓后支领。时人谓之：“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支。”正常年份，浙江嘉兴、湖州、杭州与（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地漕粮民运到淮安仓交收，运军用3000只漕船支领淮安仓粮运到济宁仓，再用2000只漕船支领济宁仓粮运到通州仓。
——摘编自张程娟《明代中后期漕运派兑改革与卫所分帮机制》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永乐年间实施支运法的原因，并说明支运法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明永乐年间实施支运法的影响，
材料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评述战国时代列国各有差异的状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通过战争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从秦代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的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为“大一统”奠定基础的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隋初的制度创新及其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秦朝和隋朝的共同之处。
材料 1937年8月22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1938年3月到1939年6月，苏联先后三次向中国提供总额达2.5亿美元的贷款。中国政府用这笔贷款从苏联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和军事装备，苏联还派出了援华航空心愿大队对日本直接参战等。苏联政府作出积极援华的战略决策，主观愿望是使蒋介石树立坚持抗战的信心，防止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情绪的滋长：迫使日本彻底放弃其侵略苏联的“北进”计划并最终使日本对苏联实行中立；客观上则达到了苏联对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基本放心以及苏联能够全力注意其西线战事的目的。1941年后，由于欧洲形势的日益紧张，特别是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对华政策迅速发生逆转，由“援华抗日”变为“疏华联日”，停止了对华援助。
——摘编自李静杰《苏联援华抗日及其历史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苏联在苏德战争前对华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