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东汉史学家荀悦认为：古时候建国，有大有小，这是在考察了前朝的弊端之后加以变通的结果。夏、商时代，诸侯国不过百里大小，所以诸侯弱而天子强，桀和纣得以肆行暴虐。周朝建国，吸取前代的教训，诸侯国的规模很大，方圆在五百里以上，提高诸侯的地位，制约王室的权力。到了周朝末年，诸侯强大，互相攻伐，而王室衰微，祸难重重。秦朝吸取周代的教训，改易制度，然而矫枉过正，废除分封制而实行郡县制，以强权统治天下。因此，秦帝得以独断专行，无所顾忌，奢侈淫逸，暴虐天下，然而仅仅统治了十四年就灭亡了。汉朝建立，吸取周、秦之教训，兼用周、秦之制度，既行分封，也设郡县，然而也发生了七国之乱这样的事件。此后都实行郡县制，废除了分封制。

——（唐）赵蕤著；周苏平注译：《反经》

材料一   列宁认为“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后来，苏联逐步对士兵、工人、农民等全体公民实行国家保障。根据1977年苏联颁布的宪法，苏联实行全民社会保险制度，国家支付社会保险金，个人受保情况与其贡献和地位相关联。苏联的社会保障制度除了退休养老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保障，还包括补助金制度，为由于生病或其他原因暂时不能工作的劳动者提供物质保障。以及为生育或死亡造成的开支进行补助。

——摘编自《历史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1955年，国家建立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1958年，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两个养老保险制度在适当放宽养老条件和提高待遇标准的基础上作了统一规定，并一直沿用到1978年。

——摘编自马杰、郑来文《计划经济条件下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评价》

材料三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存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和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是一个普遍现象。东亚从未发展起西方那种多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适度福利和国民（家庭）自保是这个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新加坡政策研究会主席欧阳旋坚持认为，正是由于亚洲国家避免采用西方的福利体系才将亚洲引向繁荣。

——摘编自王彩波《社会保障的东西方比较》

材料一   秦汉时期的长久统一为农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秦、汉政府鼓励农民垦荒，调动了农民开发土地的积极性，而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也使更大面积的土地开发成为可能。土壤耕作技术、水利灌溉技术、作物栽培技术、蚕桑培育技术都比前代有了明显的提高。此外，黄河流域出现了水稻的种植，麦、菽也在南方有了一定推广，单位粮食生产量较先秦时期也提高了3倍左右。黄河套区、河湟谷地、河西走廊、天山南部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逐渐成为新的粮食产区。

——摘编自王双怀《关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

材料二   西晋末年，北方陷入了少数民族割据混战的局面，中原地区人民被迫四处流迁。而东晋的建立，为南迁百姓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在南迁人民的影响下，南方农业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获得了较大的提高，使得南方自然条件的优越性得以体现。此外，麦、菽等北方农作物在南方大量种植，使江南地区由水稻一收转向稻麦双收，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长江流域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也日益提高。

——摘编自刘璐《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所谓“英国病”，是经济学界对20世纪以来英国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综合国力持续衰落现象的概括性称谓。在爱德华七世时代（1901~1910年），英国在新工业部门中逐渐落后，“一战”的胜利也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改变其经济状况。1918~1929年，英国经济表现出开工不足、出口萎缩、高失业率、低增长率等症状，“英国病”的病症几乎已全部呈现出来。经过1929年经济危机的打击，“英国病”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英国政府由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国家干预经济政策。“二战”结束以后，英国采取了不同于战前的经济政策，需求管理政策与“福利国家”措施并用，但效果有限。1967年英镑贬值以后，英国经济基本上停滞不前，若干年份的经济增长甚至为负数。经济停滞不仅导致相当高的失业率，而且导致了“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

——摘编自杨宏山《“英国病”的根源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79年，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率先在西方国家中摒弃凯恩斯主义，转而推行以现代货币主义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它首先对付滞胀危机，重新倡导自由经营和私人首创精神，减少国家过度干预，发挥市场机制调节职能，减轻公司和私人的税收负担，削减政府过于庞大的公共开支从1981年到1986年间，英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3%左右，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中处于最前列。通货膨胀率已从1980年的18%下降到1987年的4.1%，平均工资的增加超过了物价的上涨1997年大选，保守党惨败下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告终。

——摘编自黄安年：《评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等

材料一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在关中地区的蓝田县，"蓝田四吕"制订和实施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即《吕氏乡约》。乡约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德业相劝"，对"德"进行了解释性的列举，认为"德"有二十三种表现。将"业"分为两种，即"居家"表现和"在外"表现，并延伸至"读书治田"等其他领域。二是"过失相规"，规定"过失，谓犯义之过六，犯约之过四，不修之过五"。三是"礼俗相交"，规定"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四是"患难相恤"，规定"患难之事七"，列举了七种可以请求乡人帮扶的患难类型。

——摘编自何旺旺《乡规民约的历史嬗变及其在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材料二   卢作孚认为，传统农民过着以家庭为核心的"两重集团生活"，其中家庭是第一集团，由家庭延伸出的家族、姻亲、邻里及村社等是第二集团。这两种集团生活使得农民知熟人不知国人、知家庭不知社会、知村社不知国家、知私不知公，阻碍社会进步。因此，卢作孚主张建设"现代集团生活"。所谓现代集团生活、就是学习西方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个人超越家庭和亲朋关系，转而以依赖社会、国家为核心。"目前我们要想中国有办法，我们一方面要打破原来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家庭的依赖关系），创造新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对国家的依赖关系）;打破原来不合理的比赛标准，悬起新集团的比赛标准。这样就可以创造伟大的社会动力，以推动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王翠《卢作孚乡村建设实验的主要内容、总体评价与当代启示》

材料一 （唐）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杀，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上疏论其冤，请求尽快抓获凶手以雪其冤。但白居易此举触犯了“非谏职，不当先谏宜言事”的条令，因而被贬为江州司马。唐代的谏官均为实官，即使是荣誉性的散骑常侍，也以实职待之。官职从三品到八品，每个层面上的谏职互有侧重，相互配合，构成一个分工明确的责权体系。唐代谏官所用的谏纸是专用的，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

——摘编自《浅谈谏议制度》

材料二 唐代是诗歌的繁荣时期，诗歌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其中的讽喻诗具有明显的“谏言”性质。唐代文人不是在事后利用诗歌做一些亡羊补牢式的无力嘲弄，而是在事态萌发之前就能一针见血地指陈政治得失，几乎整个诗坛都弥漫着“经世致用”的风气。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这正体现了唐代的诗歌风貌。

——程遂营《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

材料一   赋税，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到了汉代，一套完整的封建赋税制度形成了，其中赋是人头税，分算赋、口赋两种。到了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由于均田制的实施，赋税制度又把田租和人头税合并，演变为以户为单位的“户调制”，唐朝初年，户调制发展为以丁为征收单位的租庸调制。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地税、户税为基础，以资产多寡为课税标准的税制。明历九年（公元1581年）实行“一条鞭法”，这种新税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除山西、贵州等少数地区以外，其余各省都已实行“摊丁入地”，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丁银成了田赋的一项附加数额。

——摘编自侯绪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变的基本线索》

材料二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源于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封建户籍制度逐步确立，唐宋时期不断发展，到明清时期趋于成熟。在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特权户籍以官户最为典型，可以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特权。三国时期规定军户的儿子仍为士，士兵的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匠户主要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明确规定：“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人诸色。”统治者根据户籍管理中在册的人口多少来征收赋役，因此，户籍管理的真实性和全面性直接影响统治者征收赋役的情况。同时，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限制其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治安的稳定，进而保障统治者的政权稳定。

——摘编自金裕凤《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