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众多的耶稣会士纷至沓来，加上一批中国学者的译介，才使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形成了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这一西学东渐也是与我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明末，我国“外寇已深，内乱将起。兵不知如何打仗，国家财政万分困难，而学者则在高谈性理，出入禅道，其无补于世艰可知。利玛窦等人适时输入西学，讲究实用，确有起衰振弊之功，起死回生之效”。中国的有识之士在这种影响下越来越注重经世致用的东西，西学派正式形成。
——摘编自曹蓉《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科学》
材料二 19世纪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种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寻求安慰，即西方科学的各种要素一定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在为西方科学训练辩护时，有的人因此宣称西方科学的基础是从古代中国的数学借鉴来的。为了避开那些恐外仇外的人，搞现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中国原先已有的东西偷偷带进中国。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说中找到了现代西方的进步思想时，他使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必须以他们能够在中国搜集的一切类似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西学派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末维新派学习西学的特点及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清代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国家规定计划的基本任务：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摘编自朱君奇《从计划经济的“兴、变、衰”看中国经济体制变迁》
材料二 中共中央在1983年下发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它的主要精神（1）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人民公社的体制。（2）搞活经济，继续放宽某些政策，走全面发展、综合经营的道路；总之，“就是要按照我国的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经过一年的实行，农业生产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农村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制定“一五”计划的背景，并指出“一五”计划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智者学派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凡事让我（具体的我）满意的，就是正确的；由于每个人具体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善。事实上并非如此，必定存在着判断人们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原则，这个标准或原则也即是善。那么，善到底是什么？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就是最高的“善”，他所谓的“理念”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来理解苏格拉底的美德。……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中心观点就包含在“知识即美德”这一公式之中。
——摘自张利涛《苏格拉底与优素甫“知识即美德”思想比较研究》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要评价“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结合所学，概括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的背景。
材料二 英国宗教改革是一场激进的神学教义革命，在中世纪天主教一统天下到近代早期天主教与新教并存的文化转型中，有关信仰矛盾的不断激化挑战了君主统治的权威，因此宗教信仰并存问题成为亨利八世之后的英国君主重点调和的对象。英国内战、“光荣革命”无不体现着信仰的矛盾。在社会转型时期，信仰自由依靠政教分离得以实现，真正促成了公民时代的到来，政教分离因而被称为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原则。
——摘编自刘城《20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史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社会转型角度分析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
材料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其所向往的人性的追求，摒弃了宗教教条，将价值取向由“神”转向“人”，但它缺乏“科学”的基础，仍然无法摆脱“神”的羁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对科学知识的张扬，对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鼓吹，在日后转化为一场旨在充分肯定人的根本价值、强调人的尊严的思想运动。
——马龙闪《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
(3)根据材料三，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行仁政与王，莫之能御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材料二 （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名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也，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1)根据材料一，概括材料中的三种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主张出现的政治、经济背景。
(2)根据材料二和材料三，指出秦始皇与汉武帝分别实行了什么措施？它们在本质上有何共同点？
(3)根据上述三则材料，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至秦汉时期中国思想界的发展趋势及原因。
材料一 罗马政府歧视和虐待被征服的放尔特人……于是，强烈的不满遍布于被征服者全境……有些统治者建议扩大被征服地区公民的权利，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已经开始担忧罗马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公民法只允许外人移入而不开放公民权。这样，法律关系便很难与实际状况相调和，罗马的统治陷入困难之中。
——据（德）紫淼（罗马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当时罗马国家“陷入困难”的原因，并指出其为应对困难而作出的法律调整。
材料二 美国的共和政体吸收了雅典民主的理念，……它用代表制改造了罗马的公民大会，使之成为“委托——代理”的“间接民主”机构。它借鉴了君主制的长处，强化了行政权的功能和作用，并将它赋予单独一个人行使。同时，美国的建国者还从历代的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加以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和制衡体制……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总而言之，美国的共和政体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以往文明的创造性的转化。
——李剑鸣《“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共和政体“对以往文明的创造性的转化”的表现，并指出该体制在美国国家治理方面的作用.
材料三 虽然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社会主义者没有赢得任何政府的控制权，但是他们的批评，连同保守者和自由主义者一起，在说服政府革除早期工业化的弊端，为工人阶级提供保障方面起了巨大作用……随着群众运动的高涨，英国一系列法案扩大了男性公民选举权，财产资格的限制大大降低，这为最终实现男性公民的普选权铺平了道路……19世纪80年代，在工人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德国在奥托·冯·俾斯麦的领导下，引入医疗保险、失业补偿金与养老金，为劳动大众提供社会保障。
——【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通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工人运动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作用，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民”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兴起背景、发展形式等多个角度概括中英两国富民阶层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时期富民阶层兴起产生的重要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与英国相比，指出明清富民阶层命运的不同，分析二者命运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霍乱在19世纪30—50年代的英国伦敦曾连续暴发。1842年，埃德温·查德威克在历时三年深入调查后完成《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调查报告》，认为肮脏的环境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政府应负责供应清洁的饮用水、处理污水以及消除污染源。该报告被提交给枢密院并公开出版，公共卫生成为社会热议话题。约翰·西蒙任卫生总署首席医疗官后，将公共资金转用于传染病的调查，并大力推动议会在1872、1875年通过并完善《公共卫生法案》，全面涵盖了关于住房、饮用水、污水和传染病防治的规定，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体系得以建立起来。
——摘编自赵秀荣《公共卫生领域需要“大政府”——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发展与国家权力》
材料二 成立初期，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健康。
中共中央为此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通过编写书刊普及科学卫生知识，破除迷信；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建立疫情报告制度，早报告、早治疗、早隔离，防止传染和蔓延等；建立和完善基层卫生组织和各专业性防疫机构。同时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改善生活环境和卫生习惯。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初期的疫病防控取得了重大成就。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大疫情与国家应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公共卫生体系建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英国相比，新中国在疫病应对上的特点，并简析其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国家权力与疫病应对”的认识。
材料 北魏时期，为了防御柔然的骚扰，在北部边境自西向东设立了沃野、武川等六个军镇，军士以鲜卑人为主.北魏前期，六镇地位重要，将士往往以军功得官，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朝廷南迁，且重文轻武，六镇地位下降，当地鲜卑子弟受到歧视，仕途艰难，与迁洛并汉化的鲜卑人差距悬殊，“处世无入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加上镇民内部贫富分化，将官欺压军士等原因。公元523年，沃野镇民首先杀镇将而反，六镇军士纷纷响应。后来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内部矛盾并未解决。公元534年，北魏在内乱中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六镇军人及共后裔也成为此后百余年中北方乃至全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六镇后裔中的杨坚、李渊相继建立了隋唐，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后期六镇起义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六镇起义的影响及对后世改革的启示。
材料一 自从董仲舒的建议批准以后，……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
——摘自翦伯赞《秦汉史》
材料二 （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三 清初思想家在许多问题上继续发扬光大了晚明的进步思想，比如王夫之强调天理与人情的协调统一；唐甄继续批判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意在提醒士人对国计民生的注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是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成果。……这殷实学思潮直接引发了清代中叶的朴学学术，并且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科学精神。
——摘编自曹文柱、赵世瑜《中国社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的建议”所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分析理学的社会价值。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初的“实学思潮”出现的背景。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家思想能长期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原因。
材料一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采用了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现实要求。但是，该思想不利于统治者的治理和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因此，汉武帝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奉儒家思想为正统。董仲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宣扬天道的精神以阴阳来体现，阳主德而阴主刑，阳为主而阴为辅；主张“大德小刑”，“德主刑辅”。当然，汉统治者从来不单纯依靠儒家维持自己的统治，汉宣帝教训他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唐初统治者认为以仁义治天下才能得到长治久安，反对专任刑罚制裁。唐朝法律以礼为准则，主张刑礼合一，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法律制度的儒家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用哲学化的形式取代落后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德礼”是本，“政刑”是用，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决不可以忽视“政刑”，甚而主张“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将封建统治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
——摘编自成怀洋《中国古代治国经验及启示》
材料二 言及中国近代融合中西文化思想的形成，郑观应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著成的《盛世危言》中最早提出中国人要救亡存而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这一主张将中学和西学放到了同等的地位，而且还要使两者“融会”、“贯通”，这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那时占主导地位的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观念。随之而起的康、梁维新派在治国思想方面要求融合中西的主张较之郑观应更为明确而具体，对融合中西更加重视。他们主张“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批判当时的中国”治中学者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认为“此两学……相互诟病，或水火不相入”，如此，不能养成改革所需的人才，“上师尧舜禹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的最终目标也难达成。毋庸讳言，以上19世纪90年代前后的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虽然极具生命并不断社大，也因之带上了新的特色，但总体上看，其文化变革模式仍然是中体西用。
——摘编自崔运武《论中国近代的融合中西文化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国思想融合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中西文化合思想的背景，并简要评析这一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