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中华文化在交流传播中融合新因素，不断丰富自身内涵，同时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材料一   南北朝时期，中国的针灸术传入日本。隋唐时期，日本的留学生和遣唐使来华，医药学是他们学习的重点之一。同一时期，印度佛教医方明经书相继被翻译为中文，朝鲜、东南亚的药物和医术也不断传入中国。公元651—798年，每年从阿拉伯、波斯驶往中国贩卖香药等货物的船只达4000余艘。五代时，李珣著《海药本草》，专门介绍外来药物。宋代，受阿拉伯医学的影响，药物制剂有了改进，出现了“九衣”。明清时期，中国人痘接种术传遍各大洲，为人类预防和控制天花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陈景彪《古代中外医药的交流互鉴》

材料二   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暴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三   下表为康有为、陈独秀受西学影响所发表的言论简表

人物	生活年代	言论
康有为	1858——1927	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1898年《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陈独秀	1879——1942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915年《青年杂志》1卷1号《敬告青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外医药交流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联系时代背景，比较和阐释他们的思想主张是如何与时俱进的。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四大发明”概念的前身“三大发明”由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实验科学的重要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提出。培根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并由此又引起难以计数的变化”，培根的论述为西方近代自然科技的兴起注入了力量。三百四十余年之后，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作出了这样的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942年，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士气不振。蒋介石在重庆约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李约瑟。李约瑟很快就在第二年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中国，进而传遍了整个世界。如今，“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已经普及到中小学课本和少儿读物当中，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头语言，被全国人民引以为回忆过去的光荣情感和鼓舞未来的滋补力量。

——摘编自张恒涛《中国“四大发明”是外国人“总结”的》

围绕材料，结合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4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在人类文明和历史学研究领域，科技革命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观察。在世界科技层次：科技革命是科技范式的转变，关注科技自身的变化。在人类文明层次：科技革命不仅是科技范式的转变，而且是科技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简单地说，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统称，指引发科技范式、人类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的科技变迁。

——摘编自何传启《第六次科技革命预测及中国的应对之策》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科技革命”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继承了同样的传统，一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唐朝周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他们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

——改编自向达《唐朝与西域文明》

材料三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与此同时，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也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民族关系与世界关系上展现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改编自陈积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背景》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并说明其历史意义。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前期处理民族关系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对处理当今民族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启示。

6 .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据古籍记载，炎帝为南方之神，蚩尤为九黎的部落酋长，盘古、伏羲的故事为汉族、羌族和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共有的神话。黄帝被认为是其他四帝的祖先，《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战国时期，七国的君主都以黄帝的后裔相标榜。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曾建立夏政权，自认为是夏禹的后代，要恢复夏禹的统一大业。386年鲜卑人拓跋珪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其皇室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拓跋珪在其昭文中说：“夫刘（邦）承尧统，旷世继德……《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据。”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曾下令改变鲜卑族的风俗习惯、服装和语言，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的士族通婚，改汉姓，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等。

——据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整理

材料二 针对众多的边疆民族，唐王朝确立了羁縻府州制度，以各边疆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广置都督府和州、县；以边疆民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府州的具体事务，并可以世袭；在众多的羁縻府州基础上设立都护府，由都护府直接管理，再统于唐王朝中央政府。同时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与此同时，唐王朝实行以怀柔、招抚为主的边疆民族政策，如采取和亲政策、通过册封来规范和边疆民族的臣属关系以及把边疆部分民族迁徙到内地等。不仅如此，还采取了积极开发边疆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发展屯田、开辟互市贸易等。唐王朝对边疆地区采取的这些政策对于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发达的中原文化对边疆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边疆民族向唐王朝派遣子弟求学，以及请求颁赐书籍的记载频频见于史书记载。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况古代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况唐朝治理边疆的政策。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民族政策的影响。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2世纪，西欧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获得全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编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材料二   中世纪的城市共同体鼓励了人们“一种自从古希腊和古罗马衰落以来已经不复存在的自信心、权威和作为公民的自豪感”，使城市法得以出现。城市法抛弃了不符合城市生活的封建习惯，重新确立了新的民事财产商业制度。对瓦解封建制度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重新建立社会法则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程化美《简述中世纪城市自治的主要内容》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欧城市自治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城市自治对西欧社会发展的影响。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在近代科学方法和自然哲学的探索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现代“科学之光”。他认为应该把尊重事实，搜集和确定事实作为“归纳法”的第一步。培根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他指出“所谓知识在于实践中能够具有一定的效用，功用是实践的根本属性。”他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人类征服和占有自然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丁立群等《技术实践论：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

材料二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代表。顾炎武在治学过程中反对一味模仿古人，提倡独力创新，将“独创理论还原于人事的日常经验才可知其正误”。顾炎式做学问反对玄学、理学之清谈，主张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学问，引古著今，注重用学到的知识或自己形成的理论来解决一些社会实际问题，提出了“学以致用”、“明道教世”的观点，体现了儒家学者的“济世情怀”。

——摘编自威福康《论颐炎武治学方法的儒家精神与哲学意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培根与顾炎武学术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述二人学术思想不同的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两种学术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9 .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都是一场遭遇战和大考，既考验一国的经济基础、国民素质，也考验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执政者的治理能力，更考验民众与政府、执政者的互信关系。各国在自救与救人、自利与大义之间的选择应对，对疫情后的国家间关系、国际力量对比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路径。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材料三     近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近三年来，我们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和进一步的优化措施，以战略的稳定性、措施的灵活性有效应对了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近三年来，我们拥有了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医疗救治、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能力在持续提升，疫苗研发和接种取得了积极进展，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近三年的抗疫实践，极大程度保障了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极大程度创造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发展环境，极大程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都为今天的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近三年来，我们不断调整优化防控措施，每一次优化都是十分审慎的，是建立在此前防控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实践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论证；每一次优化都是强调更加科学精准，聚焦病毒特性、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和国内外防控策略变化，因时因势进行调整；每一次优化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好地为老年人、婴幼儿等重点人群提供保障。

——摘自2022年12月初新华社社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意义。

10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吸取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适时地把革命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相继开辟了井冈山、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等农村革命根据地。在领导各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工作人员的合理任用日益成为一个关系苏维埃政权稳固的关键问题。早期的《苏维埃组织法》就对区、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委员的产生作了明确规定，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民意，扩大工作人员的群众基础。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很多措施并没有得到实施。1931年10月，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以后，根据地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党领导苏维埃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权建设，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苏区实际斗争的需要，在1931年11月成立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苏区工作人员的任用提供了强固的政权载体。随后，中央执委会相继发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等法律文件，使苏区政府的人员任用真正进入一个制度化、程序化阶段。

——摘编自步海洋、朱小理《论苏区干部任用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材料二   1721年，英国议会首次对行政高官进行质询。1783年，下院议长宣布，任何议员都有权向大臣或官员提出问题，被质询者可以答复，也可以拒绝答复。1835年，质询首次出现在英国议会下院的议事程序单上，并公布于众，被质询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做出答复。从此，质询成为英国议会对内阁进行监督和问责的一项固定制度。进入20世纪后，质询时间固定为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下午1个小时。对于普通质询，被质询人可在7天内答复；对于紧急质询，被质询人必须在3天内答复。70年代后，下院设立了与政府工作相对应的多个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可以分别就政府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向有关政府官员提出质询，发现政府工作中的问题，督促有关部门加以改善。

——埃弗尔·詹宁斯《英国议会》

材料三   中国公务员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挥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送的推荐权。我国公务员制度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这是由于我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不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截然分野，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实行“两官分途”。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

——摘编自俞悦《从英美文官制度看中国“公务员”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区干部任用制度建立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议会质询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实质。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现代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