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初一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张廷玉《明史》卷一〇九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狐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也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13世纪，英国通过《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美国等很多国家在学习英国法律基础上制定了本国法律，构成了“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签署法令，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继承了罗马法传统，很快推广到欧洲各地，形成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以下共性：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司法实践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侵入使得户籍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1911年，晚清政府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单行法规。……法规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剔除了传统户籍中资产登记项目。户籍开始成为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的工具，而不再纯粹是国家管制人口的工具。

——摘编自姚秀兰《近代中国户籍制度变革探析》

材料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套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历经数千年， 各项制度既前后相继、互为关联，又不断发展、持续变革，呈现出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乃至体系化的特点。以 商周的分封制为开端，古代中国先后建立郡县制、刺史制、三省六部制、行省制等一整套政治制度；先后实行井 田制、均田制、一条鞭法等一整套土地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因时而异、因地而异，规范了各级管理行为 和稳定了社会秩序，确保了国家权力的运行，为促进社会安定和推进文明教化等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因如 此，中国的国家制度才一直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纷纷学习和模仿。

——摘编自李国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

材料一：东晋南朝时期，门阀政治发展到鼎盛，政权更迭频繁，土地私有制的浪潮又汹涌奔袭，东晋南朝时期的庄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大放异彩。战乱不息的中原大地促使士族冠带之家携家带眷避乱江左建立庄园，而战乱所导致的流民又为庄园的生产提供了劳动力和生产技术。据考证，当时为北来士族庄园建立重镇的会稽，直到刘宋时期也还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庄园使仓惶离乱的士族获得了安身立命之所，颠沛流离的移民重获安家立业之地。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被修建，原本为北方所种植的旱地作物被推广至南方。

——摘编自胡宗飞《东晋南朝庄园生产经营研究》

材料二：世族庄园在唐代以前为数众多，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最尊贵的世家大族”“不得不落到新兴军阀的统治之下”，众多世族庄园走向破败。中唐以后，通过市场化的土地交易，富民庄园方兴未艾。作为劳动力的“无田小民”，与庄园主之间经过协商与谈判，形成“明立要契”的租佃关系。这些佃农虽然仍是庄园的劳动人口，但已经不再以“奴婢”称之。中唐以后，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庄园产品剩余增加和交易盛行，庄园的经营功能逐步完善，农副产品的交易范围扩大。

——摘编自崔永盛《唐宋庄园和庄园经济研究》

材料   下列所示为近代以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变化。

——摘编自盛斌 黎峰《世界格局变迁中的金融体系变革》

材料一   正如赵伯雄先生所害，文献及金文材料表明，周王拥有对“天下”的统治权。这种统治权是至高无止的，至少在名义上，普天之下谁都得承认天子的至尊地位。因此西周是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然而西周这种对关下的最高统治权仅行使到邦君这一层次（各邦的最高统治层），并不贯彻到社会结构的末端，所以这种统治权事实上有一部分被分割了，由天子分别授予了庶邦的邦君。所谓“授民授疆土”就是指这种统治权由天子到邦君的转移。而邦君一旦被赋予这种统治权，在领地之内就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事实上，邦君就是国家主权在这块领地上的体现者。这种情况可称作“主权的分散性”。一方面，存在着某种统治天下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这种最高权力又事实上被分割。孙曜先生则指出诸侯内部诸侯之于卿大夫也是同样情形：“盖世族于其封域以内，固俨然君也。其家臣及私属心目中，只知有家主，而不知有国君。”

——李若晖《郡县制时代一一由权力建构与社会控制论秦至清的社会性质》

材料二   由于郡县的集权特征和其军事性质能使其调动一切资源，秦国曾普遍在边境上设置郡县来防范犬戎。秦统一后，匈奴盘踞“河南地”，直接威胁秦都关中地区。秦朝领土虽然空前广阔，但大部分都是被征服的六国故地。而周朝实行的分封制，导致各国在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各有不同。因此，秦朝采用郡县制来保障对六国的文化影响。对于五岭等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秦始皇采纳李斯等人的主张，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

——摘编自黄栋法《综论秦国实行郡县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