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爱情图书出版相当普遍，据统计，1954—1957年我国出版的爱情图书共有63种。从出版社的性质来看，1954—1957出版爱情图书的出版社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样的中央一级的国营出版社，也有各省市的国营出版社，还有一批私营或公私合营性质的出版社。从出版的地域来看，这一时期出版爱情图书最多的地区是北京市，其次是上海市，然后是陕西省和天津市，山西、山东、河南、辽宁、江苏、四川，而贵州与新疆这样的偏远地区也出版了爱情图书。这一时期出版的爱情图书，印数比较大，不少成为畅销书。据统计，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印刷10万册以上的爱情图书有23种。其中，出版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4就有11种，出版于1958年至“文革”发生前的有2种，而出版于1954至1957年的10种，约占总数的43.5%。整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爱情图书主要是服务于工、农、兵的通俗戏剧、短篇小说集和思想修养性、知识性普及读物。
——摘编自易图强、朱新理《20世纪50年代中期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10年努力，科技期刊出版业已初步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基础，确立了正确的编辑出版指导思想，出版质量显著提高，处于向更高层次发展之中。但1959年后，科技期刊出版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压缩，像全国各专门学会及中科院研究所等正在出版学刊都在这一时期停刊或休刊，1961年全国期刊种数减为410种，年总印数从1959年的五亿二千八百万册锐减到二亿三千二百万册。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一次挫折。1963年后期科技期刊在缓慢中复刊，但60年代中后期，科技期刊出版业再次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破坏，一度出现空白，这是建国后科技期刊经历的第二次挫折。
——摘编自朱联营《新中国科技期刊出版业的两次挫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的特点，并分析这一时期出现爱情图书出版传播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建国后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业遭受二次重大挫折的背景，并指出这些挫折造成的影响。
材料一 下表是根据《中外历史纲要》（下）教材和教师用书整理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简表。
| 国家名称 | 英国 | 美国 | 法国 |
| 背景 | 16世纪末17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限制；17世纪末启蒙运动开始于英国，对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 18世纪中叶，英国对北美大西洋沿岸13块殖民地的种种限制和剥削，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强烈不满；启蒙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 18世纪，瓦解中的封建旧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启蒙思想对民众产生了深刻影响。 |
| 建立途径 | 革命、改革 | 战争、改革 | 反复革命，国民议会制宪 |
| 行政权 | 首相内阁 | 总统 | 总统、总理内阁 |
| 政体 | 君主立宪制 | 民主共和制 | |
| 历史影响 | 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大力向外扩张和掠夺 |
材料二 17～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的国家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也采取革命或改革方式，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毕竟各国历史条件不同，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亚非地区，除日本外，其他国家最终都没有成功，并逐渐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改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中外历史纲要》（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英法两国进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相同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亚非地区，除日本外，其他国家最终都没有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1912年至1927年，出现了中国工业化的黄金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设立推动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对于私人要求兴办实业、创办垦殖事业、兴办交通、商业，积极支持，迅速批准。在工矿业方面，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发《公司保息条例》，规定由国家拨出专款，专备新开企业保息之用；在商业方面，进行商业立法，以法律形式整顿商业，鼓励其发展。农商部在北京举办大规模的国货展览会，参展国货产品约10万件，全国18个省都有产品参加。
材料二 1912年至1927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简表
| 年份 | 新设企业 | 创办资本 | 年均 | 年均创办资本 |
| 1912—1913年 | 16.4家 | 2 396.9万元 | 82家 | 1 198.5万元 |
| 1914—1918年 | 539家 | 11 934万元 | 107.8家 | 2 386.8万元 |
| 1919—1922年 | 673家 | 21 235.3万元 | 168.25家 | 5 308.8万元 |
| 1923—1927年 | 608家 | 10 322.7万元 | 121.6家 | 2 064.5万元 |
| 1913年以前 | 工厂698家 | 资本33 082.4万元 | 工人27万余人 | |
| 至1910年增加到 | 工厂1 759家 | 资本50 062万元 | 工人55万人 |
材料三 192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达到了民国时期的高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成立了国营基本工厂设计委员会，对建立国营工业进一步进行规划，制订了一系列奖励民营工业发展的政策，把提倡国货作为保护国内实业的重要方针之一。全国基本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始进行改订新约运动，与12国签订关税条约或通商条约，各国都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民国二十四年，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实施法币政策。
——以上均摘编自史仲文《中国全史·第092卷（民国经济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特征及其企业家代表人物，并分析其发展的深远影响。
(3)据材料三，概括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较快发展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补充说明。
材料一 英国济贫法发展历程（部分）
时间 | 历程 | |
1601年 | 《济贫法》 | 凡年老者可在家中接受救济；贫困儿童可在他人家中寄养，成年后可去做学徒；有劳动能力者强制其做工自给 |
1834年 | 新《济贫法》 | 受救济者必须是被收容在习艺所（被称之为劳动者的“巴士底狱”）中从事苦役的贫民 |
——据张秀蓉《英国济贫法的演变》整理
材料二 1750年以来，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一直在下降，很多人由于圈地失去了田地农舍，沦为雇佣工人。大机器的使用使就业形势严峻。如果失业者找不到工作，根据法律，他们有权得到一天工资的三分之二。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削弱了普通人的储蓄能力和劳动意愿；汤森认为希望和恐惧是勤奋的源泉…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工业资产阶级对济贫工作中存在的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济贫开支过大、济贫工作混乱的现状极为不满，急于改革。而1832年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改革中的胜利使他们有可能来制定和执行新的济贫政策。
——摘编自王公燕《英国1834年新济贫法出台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1601年《济贫法》颁布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1834年新《济贫法》的影响。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党史三对
| 甲申对 | 1944年3月，郭沫若撰写的阐释明朝和大顺政权灭亡教训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毛泽东看后表示赞赏，告诫全党同志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
| 窑洞对 | 1945年7月，黄炎培来到延安有感而发，希望中国共产党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 赶考对 |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
——摘编自《遍数风流还看今朝（百年大党面对面12）》
材料二 百年党史，如何建设好我们的党，是命根子。毛泽东一生都心系党的建设这个命根子。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集中地说明了这一点。
——摘编自石仲泉《毛泽东关于党的命运的三次“对谈”及其时代意义》
材料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据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8年1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窑洞对”的背景，并说明新中国成立前后对“窑洞对”的实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党史三对”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百年大党重温“党史三对”的原因及时代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在思想界体现为儒家与法家之争。
儒家认为人性善，主张德治，提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等观点。主张通过道德礼义教化民众，重视民生与民意。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法家认为人性恶，主张法治，韩非提倡君主不要谈礼义，而要以法、术、势驾驭臣下。提出“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观点。
(1)概括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并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材料二 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九刑》，这些法律渗透着“敬天保民”的理念。春秋时期，“铸刑书”标志着中国最早的成文法的诞生。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推动了律的编纂，历朝法典多以“律”命名。魏晋时期，律令儒家化是最重要的变化。唐高宗时，以儒经解释历代律文，撰成《唐律疏议》，曾经被儒家经典记载或讨论过的，靠着道德自律和乡里组织调解的各种风俗习惯，都一一披上法律的盛装，闪烁着王法的威严。在唐律律文及疏议中涉及的与不孝相关的条款有107条，占全部条款的21％左右。历代王朝大多以其为蓝本创制法律。它标志着神化皇权、德刑并重、礼法教化的中华法系确立。明清继续“以经注法”，以唐律为蓝本的《大明律》，开创律例合编体例。沿袭《大明律》制定《大清律例》，这些一度纳入科考，儒士常以国律教化乡里，约束民众。
材料三 6世纪查士丁尼编撰的《罗马民法大全》是古罗马法律的最高成就，也是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渊源。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确立了法律至上和王权有限的原则，重申了“法律至上”的罗马法精神。1688年后英国又逐步形成“遵循先例”为基本原则，法官地位突出，判案遵循先例，也可对先例作出新解释，也称为“法官制定的法律”。美国、加拿大等纷纷仿效，形成“英美法系”。1804年拿破仑颁布《法国民法典》，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强调宪法的根本地位。融入了启蒙思想“天赋人权”“理性平等”等成果，形成“大陆法系”。
纵观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法律思想，其具体制度设计上颇具差异，但无一例外的彰显了对个人本位个人价值的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观念仍然是西方社会法治的价值基础。
(2)依据材料结合所学，
材料一：1825年英国爆发了波及全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连续四五年，经济萧条，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1830年银行家阿特伍德、激进分子普莱斯等在伦敦组织伯明翰政治联盟协会，参加者除工业资产阶级外，也有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他们在工业城市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1832年上议院被迫同意下议院通过的改革法案，其历史意义在于工业资产阶级加入了统治英国的贵族、资产阶级同盟。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没有选举权。议会改革之后，英国工商业走向繁荣。但是工人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却每况愈下。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提出了“成年男子均有选举权”“取消对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议员应有薪给”等要求，被称为“人民宪章”。全国各地举行示威大会。在运动中和运动后，政府被迫做了让步，通过了1842年的矿井法案和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
——摘编自范存忠《英美史纲》
材料二：知识阶层的结社在戊戌维新时期已出现第一个高潮。进入新政时期，因俄国不肯按约撤兵，冀图霸占中国东北而触发了拒俄热潮；因美国排斥华工，各地商会纷纷联手抵制美货，如此等等的救亡活动令各种报刊和团体如雨后春笋。再加上为推行新学制而广为组织的教育会，终究卷进社会浪潮，大都变为代表知识阶层利益的团体。至于各种专业性的组织和矢志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开或秘密的团体，也乘清政府失控而崛起。
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商会功不可没。在民国建立后到1927年国民党夺得全国政权以前，各地商会除努力维持地方稳定外，几乎对每一项关乎自己利益的重大国事都敢于发表独立见解，而不怕冒犯政府。
——摘编自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期英国结社的特点，并分析其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结社相比，近代中国结社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1912-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以格雷为首的英国外交部通过“协调外交”实现英德“亲密合作”，不仅保证了“协调外交”机制的有效运作，成功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还令英德两国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进一步缓和。格雷曾表示：“我国与德国的关系得以提升，本人将尽力继续保持两国良好关系。”但在处理危机后续问题时，英国因急于从巴尔干事务中抽身，导致在该地区有直接利益的奥、意两国失去约束，率先背离“大国一致”原则，而英德两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争夺则瓦解了“协调外交”赖以维系的基础。1914年3月，同盟国集团抛开协约国集团单独行动以及后者的反制措施表明，双方利益呈现完全对立状态，旧欧洲赖以维持和平的“协调外交”机制与多极格局均已不复存在。
——摘编自韩志斌、张弛《巴尔干战争前后英国的“协调外交”》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英国“协调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英国“协调外交”失败的原因。
材料一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地主”开始成为农民痛苦的直接原因和首要原因及农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会议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称，作为“帝国主义之工具”的广东大商买办阶级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广东的农民与地主之争斗，工人与大商买办阶级之争斗，小商人与军阀之争斗，都很明显”，在具体分析农民运动兴起的原因时更用“中国地主重组和军阀战争、官厅苛税及外货侵入之影响”一言以蔽之。《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制定了“结合中农，佃农，贫农，雇农以反对大地主”的政策。
——摘编自杨泰龙《革命与农民：中共对农民革命的认知演进与理论建构》
材料二 据相关文献统计，到1924年年底，广东全省有14个县成立了农会，入会农民有18万多人。到了1925年5月，广东省还成立了现代中国第一个省级农会，这个农会的成立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达到高潮。到1926年，广东省的农民协会会员有62万多人。
——摘编自罗歆宏、刘建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革命理论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革命理论。
材料一 广州是近代报刊的发祥地。鸦片战争前夕，来华外国人先后创办《广州记录报》（1827年）、《中国丛报》（1832年）等6种报刊。早期报刊都在十三行商馆区刊行。也就是说，西关十三行才是近代报刊的诞生地和最早的报刊中心。鸦片战争结束后，报刊的地理分布发生重大变化。外国人先将办报重心南迁到香港，在西关创办报纸的迫切性减弱。随后，上海迅速取代香港，成为新的传媒中心。
——整理自赵建国《地域文化中的媒介:西关文化与近代广州报刊（1827—1912）》
材料二 1937年以前，中国的出版业主要集中分布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上海是当时全国的出版业中心。全面抗战初期，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出版业，一时间十分繁荣。全面抗战中后期，重庆、桂林、昆明、成都等地，则成为大后方出版业的集中地带。
——整理自《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广州成为“最早的报刊中心”的背景，并说明上海成为“新的传媒中心”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全面抗战期间出版业中心的变迁，并分析变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