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材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在交通和通信等与城市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领域中，大部分俄国城市自治机关能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制定完整规划并付诸实施，基本上能满足城市工商业发展需求。建筑、给排水和文化教育等直接关系城市居民日常工作和生活领域也能做出积极合理的安排，一定程度上满足城市居民的要求。但与西欧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权限和各部门掣肘，取得的成就有限，即便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深刻变革的体现。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材料一   亚历山大出发时，其身份是马其顿国王，不久后成为希腊联军统帅。经过十年征伐，他的国家的统治区域扩展到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还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他每到一地就自称是当地原来统治者的继承人。他崇尚威严赫赫的东方宫廷礼节，穿波斯、米底君王的衮服，要求人们向他行匍匐礼。亚历山大的统治基本上沿袭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但由当地人担任的总督一般只管民政，军队和财政另由马其顿人或希腊人掌握。他在埃及拜谒阿蒙神庙，为女神伊西丝建庙；在巴比伦向当地的主神马都克献祭，下令重建被毁的马都克神庙。他在远征中亚时与当地贵族女子罗克珊结婚，同时，他的80个战友也采用波斯礼仪与当地贵族的女儿结婚。他的远征军中有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测量师等专门人才。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

材料二   拿破仑当权后，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1805年，拿破仑击溃第三次反法同盟，签订《普莱斯堡和约》，占据了莱茵河左（西）岸及许多小邦国。在那里，他赶跑了封建的王公贵族和主教，取消了各种徭役和封建贡赋及教会的什一税，消灭了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宣布公民享有平等与自由。后来建立的莱茵同盟，有16个邦国加入。他们普遍实行了资产阶级改革，推行了《法国民法典》。同时，拿破仑还使德意志由三百多个分裂的小邦合并成为30多个大邦。正如恩格斯所说：“拿破仑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牛圈，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

——摘编自张淑贤《略论拿破仑战争的国际影响》

6 . 现代化潮流浩浩荡荡，中国的现代化在探索中前行。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自强运动。从十九世纪后期的世界发展来看，以内燃机和电动机带来的“电工技术革命”正以新的力量推动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从国内形势来看，这时正处于一次全国性农民运动的平息与社会恢复时期，对外贸易大都是顺差，对外关系也有新近的调整（只有中法关系趋于恶化）。这正是幸存的清王朝得以推动改革的有利时机。在陈腐土壤上，嫁接若干近代工业的植株，其前景虽然未必美妙，但启动了中国早期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进程。

——整理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等

材料二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的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三十年的停滞与徘徊。……二十世纪初，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孕育了空前的内部危机：首先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集团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白热化，加之军国主义兴起与经济军事化，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其次是首次席卷全球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法西斯主义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动而猖獗一时。这些新因素导致现代生产力的阻滞，延缓了现代化推进的势头，在此期间，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又两种不用的现代经体系，对后来的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与新探索发生了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材料三   瑞雪兆丰年，飞雪迎春到。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罕见的大雪天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给严冬带来了春天的讯息，奏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春之序曲。会议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自此以后，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不断向前迈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2021年，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摘编自《改革开放史）等

材料一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材料一   南朝时期的土地开发利用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平原地区的荒田得到进一步的垦辟，而且偏狭的山间土地以及大量的池泽湖荡也被相继耕垦。士家大族大力营建田园，把一直沉睡的荒山野岭改交成农业生产基地。……宋孝武帝大明初年颁布“占山格”，规定官吏依品占有山林川泽，第一品允许占3顷，直至“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经过长期的开发，洞庭、鄱阳、太湖流域成为重要粮食产区。

——摘编自赵毅《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六朝时期城市大量兴起，其中很多由草市发展而来.这些新兴的城市也给南方的城市经济带来了某些新特征，如在南朝的市场中有了住家的出现和存在，“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黄昏时市场中依旧熙熙攘攘。

——摘自朱和平《试论六朝南方城市大量涌现的原因、表现及城市经济的特征》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材料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人民生活保障建设。1948年，东北行政区委员会颁布的《东北公营企业暂行劳动保险条例》是我国在较大区域内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解放后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积累经验并奠定了基础。1951年，政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一位得知此消息的职工说：“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到1952年11月底，全国实行《劳保条例》的企业达2860家，职工320万人。1953年，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改的决定》。1956年，全国实行《劳保条例》的职工达到1600万，比1953年增加了近4倍，签订了集体合同的职工有700万人，比1953年增加了10倍，合计共有2300多万职工享受了《劳保条例》规定的不同保险待遇。至此，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占国营、公私合营、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4%。1956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予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依靠。”

——摘编自《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