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前，大选中获胜的政党会任命利益相关者担任一些官职，进行所谓的政治“分赃”， 而两党交替执政的局面也使当时政府人员不断更替， 随之而来的便是工作效率下降、 决策迟疑以及政策连续性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英国政府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改革。1853 年， 查理·屈威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作了一份被称之为“纲领性文件”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几条重要原则：文官分为两级，高级文官负责政策执行，低级文官处理日常事务；文官筛选录取的方式为公开考试， 高级文官的考试内容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为主”，因此低级文官晋升成为高级文官可谓少之又少； 文官的晋升与提拔依靠其政绩与勤奋程度；文官没有政治偏见。文官制度改革跨越数十年，最终以1870年英国再次颁布法令，规定多数重要文官职位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制度才得以确立。
——摘编自王康旭《浅议十九世纪英国文官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内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舒衡哲（Vera Schwarcz）说：“十八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为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这种奴性源于家庭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启蒙具有不同内涵。”
——摘编自《关于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的探讨》
材料二 余英时说：“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孔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的观念，才能发生真正的意义……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旧格局。”
——摘编自《浅议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八世纪欧洲和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内涵。并指出导致内涵不同的历史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用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大的官僚，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俸禄随任免而给除。这种任职获禄，对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
——摘编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二 古代官史俸禄表。
| 唐代 | 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 |
| 宋代 | 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随从衣粮、餐钱等。 |
| 明代 | 由实物、货币和土地三部分组成。以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定岁禄为“定例”，正一品岁禄米1044石，月给87石；从九品岁禄米60石，月给5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发放时却或以钞折米，或以绢折米，且京官与外官有别。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本色”（岁俸米）又分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分官品，每员1石；折绢米绢1匹当银6钱；折银米银6钱，5分折米1石。“折色”仍以石计量，又分折银与折钞，各有不同的折算标准。 |
| 清代 | 俸禄的支给，虽说是“银米兼支”，但主要以支银为主。俸禄的支给标准，也主要以银两来衡定。 |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俸禄制度产生的原因，并对俸禄制度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宋以来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俸禄发放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中国的南部和东部出发，出国谋生。到19世纪70年代，6.3万中国人来到美国，其中多数人生活在“金山”一加利福尼亚。 这些早期出国者大多是契约华工或称苦力、“猪仔”。他们名义上是受雇到海外与外国资本家或华人工头订立契约来做工的，实际上大多数华工是被人用欺骗、诱拐、绑架的手段运往海外的，他们从事最繁重的工作并无人身自由。当时美国人克拉克的调查报告中说白种人不愿做的活就强迫华工去做。华人劳工不仅仅在美国西进运动的采矿业中付出了劳动，更为著名的是他们在修筑横贯美国东西铁路中洒下的血与汗。他们不论严寒酷暑，一直工作在高山峡谷、人迹罕至之地，很多人因劳累身亡。据老华侨说，华工前后参加筑路的有四五万人，因筑路而牺牲的不下万人。
——摘编自张晓路《西进路上的血泪与荣光》
材料二 19世纪60-80年代，随着相当数量域外移民的进入和租界的建立，上海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域外的物质文明、风俗礼仪和精神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兴趣日益增长，态度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英语开始被视为了解西方文明的钥匙。官方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建立，都透露出官方对外语教学的重视。而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和贸易的发展，翻译中介人员的需求也大大扩展，掌握外语的人可以充任买办，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这也推动了上海的英语学习热潮兴起。
——摘编自刘叶华《浅议洋泾浜英语在近代上海的使用状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鸦片战争后华工大量移民美国西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近代域外移民在上海的活动。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掺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二 从专制制度下君权的绝对性出发，也必然要求一种“君为臣纲”的君臣关系，必然要求官僚组织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从属性和灵活性，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为了获得统治的效益，它一方面离不开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又拒斥和恐惧这种力量所必然伴生的组织性、自主性或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宰相地位十分特殊，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宰相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份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这就埋下了君权与相权冲突摩擦的根苗。
——摘编自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内阁制度在明代政治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冲突的原因。
材料一 明太祖初壹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一》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初中央官制演进的基本特点，结合相关史实加以说明。(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内阁阁臣的地位变化及其参政优势，分析对明代政治建设的积极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中央官制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14世纪至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没有单独提出理性主义，但他们把理性贯穿于人文主义的整个内核并置于崇高的地位。……人文主义者用“人性”来反对神权，竭力歌颂人的价值。……提出幸福就在人间，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应当追求凡人的幸福，即爱情、财富和荣誉。……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类应当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享受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摘编自李晓燕《浅议西方文化对“理性”的探讨》
材料二：启蒙运动对社会影响的程度是巨大且深刻的，对理性思想的高扬使它实现了西方思想和文化向现代的转换。经历了启蒙运动的西方文明再也不同于从前。占据主宰地位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陷入了守势，要求废除王权，建立民主政体，还政于民成为西方社会政体的主流。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成为随后西方人民斗争的动力和目标，一个具有极大进取精神和不断发展的西方社会出现在了人类舞台上。
——摘编自徐新《西方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内涵，并写出两个代表人物。(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不同于从前”的表现，并简析启蒙运动对西方社会发展的作用。
材料一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掺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材料二 从专制制度下君权的绝对性出发，也必然要求一种“君为臣纲”的君臣关系，必然要求官僚组织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从属性和灵活性，一切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为了获得统治的效益，它一方面离不开一种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但又拒斥和恐惧这种力量所必然伴生的组织性、自主性或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是官僚组织的代表，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宰相地位十分特殊，是皇帝之下权力最大、地位最尊的职务，宰相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份更容易遭到皇帝的猜忌，这就埋下了君权与相权冲突摩擦的根苗。
——摘编自张星久《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内阁制度在明代政治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君权与相权冲突的原因。结合材料一，说明这种冲突对中国古代中央政治体制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王朝颁布禁酒令的诸多考量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时期禁酒成效未达预期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济贫实践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