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人会馆首建于明，至清而盛。明中叶以后这种由商人所建的会馆之所以出现，是经济因素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进行社会整合的产物。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全国出现了几个比较稳定而富有特色的经济生产区域，突破传统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千里不贩樵，百里不贩米”的经济格局。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贱商的传统有所改变，士大夫阶层对商人及其职业的鄙视、敌对转而采取认同的态度，清康熙帝曾说过“通财贸之血脉者，惟有商贸。”这一转变是各地商人会馆兴起的政治舆论基础。明清以来纵横捭阖的十大商帮，以全国为战场进行商业战争，本地商帮与客帮之间矛盾频出。一些侨居商人阶层与当地社会的隔阂还不时造成纠纷和冲突，本地商人依仗其地域和人际、文化优势，常常欺侮、排挤外来客商。而这种社会的边缘化地位又反而促进了他们的相互认知和认同。于是乡土观念浓厚的中国明清商人同籍人士各出其力，通过在客地修建富有故乡文化特色的恢宏壮丽的会馆，向人们展示本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达到以群体力量共谋发展的目的。

——摘编自李晓琴、石涛《对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动因探析》

材料二   近代上海的同乡会诞生于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民国时期，同乡会获得了较大发展，数量远远超过了会馆的规模。清末民初，随着新政的展开以及“社团主义”等新式社会概念的引入，很多社会中间组织都经受了早期现代化的更新与再造。较之会馆而言，同乡会内部管理民主化特征明显。同乡会一般都设有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会和监察理事会。另一方面，组织结构的科层化也是一个重大变化。比如，宁波同乡会按照会务的多寡设立了各种分工明确的专职机构。除此之外，同乡会更加注重外来人口的现实生活，还将其业务范围扩展到推行教育、提倡实业、介绍职业、调处争执、慈善救济、公共卫生等“救生”事项。

——摘编自邱国盛《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的管理》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

材料一：清政府将代表内地经制州县基层组织的保甲、汛塘等移植至改流后的地区，并且设立国家军队，施行儒家教化，责令习读《圣谕广训》等儒家经典书籍，逐步培养他们的忠君观念和君臣尊卑思想，以实现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地区与内地早日实现一体化。随着改土归流的推进并派驻内地流官对基层深入治理，加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与内地治理模式差异较大，或因地方势力过于强大，清政府通常做法是“土流参治”，虽以流官治理为主，但也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生产生活所延续下来的行为方式，甚至会吸纳当地曾经的土司头人协同治理。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被誉为“地方自治之母”。都铎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地方自治权限得到很大发展……1835年市政法案规定由领取薪水的行政人员来执行地方政府的工作，并对郡治安法官进行分权；1888年，英国下院通过了《地方政府法》，规定郡议会每年集会四次，居民成为自治主体……随着各种机构的不断设置……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行政监督。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的发展及其理论渊源》

材料三：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是在延续“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方式之下，民众面对的是乡绅，而不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县一级政府。基层社会的乡绅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主体，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政府“治理”角色的缺位，基层乡绅“治理”角色的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自治”观念传入的社会背景。当士绅这一群体离开庙堂回归基层社会的时候，就成为基层社会中集民望、学识、威望和能力于一身的领导者，成为道义上和实际上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乡绅逐渐在农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家族组织，政府给予乡绅及其家族组织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并利用这些基层组织获取资源、履行维持秩序和劝课农桑等重要职责。

——摘编自刘凤雪《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与“自治”观念的中国化》

材料四：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乡和行政村为乡村的行政区域，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不设置内设机构，只设置专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明确乡镇为基层政权。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进，1956年和1958年是农村党员发展的两个高峰期，探索出“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生产单位”等经验，组织农民参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国家建设。

——摘编自董帅兵《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材料一   1839年，林则徐赴任广州主持禁烟，途中便派人“先赴海口代访夷情”。至广州后，他又组织有关人士编译《澳门新闻纸》，借以采访夷情。经过调查，林则徐认为禁烟重点应是杜绝鸦片来源，便要求外国鸦片贩子于三日内缴交所有鸦片，并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同时，他还意识到“内地兴贩已久，囤积之家定必不少”，于是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鉴于广州官僚机构的腐化，林则徐还倡导民间组织“绅士公局”，以宣传禁烟及收缴鸦片，并规定“倘有客商违例夹带吸食，许该船户前赴沿途地方官密行首禀”。

——摘编自李桂屏《试析林则徐禁烟斗争的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80年代，美法诸国逐渐同意禁向中国出口鸦片。1909年，各国在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大会，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与此同时，甲午战争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不先禁烟，即开矿亦无用也，即练兵亦无裨也”，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禁烟和批评清政府的鸦片政策。国外华文报刊也指出吸食鸦片是民族衰落的主要原因，呼吁华人同胞禁吸鸦片。在当时社会，不仅舆论要求禁烟，国内外禁烟组织活动也相继开展。如在维新变法期间，徐勤等在多地成立戒鸦片烟总会，不仅配制戒烟药丸，还编写、印刷戒烟歌等传示各地。一些乡约民规中也顺应潮流，加入了自禁鸦片、稽查烟馆等内容。至1910年，由资政院议员及学绅界人士组成的中国国民禁烟会在北京成立，并在各地积极协商设立禁烟分会。至此，清末民间禁烟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于海斌《清末民初时期的民间禁烟运动》

材料一   唐宋社会救助的主体是政府和社会力量，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主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律令，对社会救助事宜予以规定和指导，由地方政府督促实施。南宋以后，社会力量更强大，在社会救助各个领域逐渐占重要地位。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其中家族、宗族在民间救助中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宋代，宗族救助制度化，使得族人旧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济贫机构方面，唐时是由政府接管原属寺院主管的病坊，北宋时主要是由中央统一诏令各地兴办，而南宋以后，则由各地自行设立，经费也以地方自筹为主。救助方式上，贩灾救荒时招商、劝分等方式增多；救助实体的经营上，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兴办实业，获取稳定的收益，以维持机构的长久。

——摘编自王颜《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

材料二   1883年，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疾病保险法》，1884年和1889年，又相继颁布了《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与伤残强制保险法》。德国保险三法的颁布实施，使得国家对民众生存状况的保障，由社会救助发展到社会保险，从而开启了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历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由此产生。

——摘编自周佩璇《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首先产生于德国的原因》

材料三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先在上海启动。经市政府同意，1993年上海市民政局、财政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通知》，并于当年6月1日开始实行。这个通知的下发标志着我国社会救济制度改革拉开了序幕。1996 年12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意见》。1997年9月2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同时建立城市低保制度也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1999年9 月28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正式走上法制化轨道。到2007 年9月底，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777个涉农县(市、区) 已全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

——摘编自刘喜堂《建国60年来我国社会救助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