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打算去延安南泥湾慰问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编创人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8位女演员挑着8对花篮，伴着一首插曲在台上表演。作词人贺敬之接到为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结合自己对边区第三五九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插曲的歌词。之后，由作曲人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插曲谱了曲。这首插曲后来定名为《南泥湾》。

材料二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位于中国北京市南部大兴区与河北省廊坊市交界处，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单体机场航站楼、世界最大单体减隔震建筑、世界首个“双进双出”航站楼，于2019年正式通航。

它的设计理念是“海星”，特点是有一个大型的中央庭院和五个指廊，每个指廊都有自己的登机口，这样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乘客的步行距离。航站楼内部主色调为白色，带给人梦幻般的科技感。它拥有4条跑道，可以满足每年1亿乘客的使用需求，并且航站楼内设有多个休息区、餐饮店和购物区，可以满足乘客的各种需求。此外，机场已经开通了多条国内外航线，连接了全球主要的城市和地区，同时，机场也欢迎全球的航空公司入驻，共同分享这个现代化的航空枢纽带来的发展机遇。

科玄之争“科玄之争”缘于1923年2月学者张君动在清华大学作的《人生观》讲演。他认为，人生观为主观的、综合的，起于直觉，体现自由意志与个性；而科学为客观的、分析的，重因果规律与事物的共性，故科学于人生观无能为力，解决人生观问题唯赖玄学。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上发表《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力斥其非。其后，胡适、陈独秀等人均参与论争。

张君动极力推崇中国古代宋明理学，指出在人欲横流之际，“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若夫心为实在之说，则赖宋明理学家而其说大昌，真可谓其功不在禹下者焉”。

胡适主张“拿科学作人生观的基础”，“殊不知，我们若不先明白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时发生的结果，我们如何能悬空评判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呢？”“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

——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有限的了"。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对张君劢提出的包括“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等在内的九项所谓科学无法解释的人生观，逐一作了说明。其中，针对财产公有私有制度一项，他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着手，依次说明矗立其上的人们财产观念的演进。

——摘编自李直轩《文化系统的结构分化与要素整合——种解读“科玄之争”的新视角》

“汉人”称谓始见于楚汉相争之时，其指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还不具有族属和文化含义。随着西汉政治、文化和族源历史整合的推进，到汉武帝时代，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汉人”完全被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广义的“汉人”所取代。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

——刘志平《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

以行政区划而言，元朝统一后，边疆和内地在管理上存在差异，但又有相通之处。内地设立州县，云南也实行州县制，但普遍用土官任职；藏族地区未采取行省制度，而由中央宣政院直辖，有实在的行政管理，包括设官命职、开辟道路、建立驿站、清查户籍等等。汉、唐等前代中原王朝尽管一度也拥有广袤的版图，但是这样的版图维持时间并不长久，控制手段的不足和外患的存在加剧了边疆离心倾向。而元朝未发生过某一地区脱离统治的情形，它稳定统治了中原和边疆一百多年，始终保持辽阔的版图。

——摘编自张帆《元朝的多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

①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安顺场渡口。 ——《刘伯承回忆录》（1981年）
	②1935年5月，为顺利通过彝族区，中革军委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③长征亲历者黄镇于1935年5月创作《红军彝族游击队》，描绘了红军长征进入彝族地区，得到彝族沽基家族的支持，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以下表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开展的民族工作。

材料一   东晋谢灵运承袭祖父的爵位——康乐县公，在会稽经营家族庄园。他在《山居赋》中记载，“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蔚蔚丰秫，苾苾香粳（稻米）”“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可做到“供粒食与浆饮”。庄园中由佃客（依附民）为之生产蚕桑麻纻，甚至还提到“六月采蜜”“亦酝山清”（酿酒）。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二   宋代，“富者有资可以买田”，并“招募浮客（佃户），分耕其中”。政府规定“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一些田庄设存放借贷佃户财物的解库，“佃户乏时，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秀州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

——摘编自崔永盛《唐宋庄园和庄园经济研究》等

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建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是适应新兴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需要而在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发展起来的，秦始皇把这一制度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自中央到地方由三个主要环节构成。第一个环节就是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元首制度，第二个环节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就是朝廷，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政治、军事；第三个环节是地方行政制度。

——摘编自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左侧人物是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中之“舜"(垂裙帽、窄袖为胡服特点),右侧为河南洛阳北魏孝子石棺画像中之“舜”(宽袍大袖为汉服特点)。

上图是南朝画像砖的托盘人物,前两位男性,后两位是女性。都穿大袖口短上衣,腰间系带,下身都穿挎褶(挎褶是北朝应用最广的服饰)。

西汉时期，北方地区城市有1187个，南方地区为391个。唐元和年间北方地区城市数量为806个，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有1176个。北宋时期，中国形成了以汴京、临安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元时期，西藏形成了宣政院、乌思藏宣慰司、十三万户三级管理体制，十三万户府所在地一般都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明成祖时，政府相继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军事重镇，部分军镇后来成为重要的综合性城市。明朝后期，全国有40多座大的工商业城市，其中有14个位于今浙江地区，16个位于大运河沿线，10个位于长江沿线。康熙十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设治管辖，南疆的农耕经济和商业贸易都有一定的发展，由此带动城市的发展。

——摘编自何一民《论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分布的变化与特点》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教科书（部分）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通用语”的存在。周秦时期，列国间即通行一种“雅言”；此后，东汉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明清时期的北京话等都曾成为“通用语”。古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只有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或远途商人等少数群体才有跨区域日常交际的需求，因而“通用语”推广仅针对特定人群，官方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过统一“通用语”的运动。

——摘编自《普通话是如何产生的》等

材料二   明清时期的“通用语”被称为“官话”，常被视为现代曾通话的前身，但它并无统一的语音标堆。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人主张在全国推广“通用语”，即推行以“国语”取代“官话”的“国语运动”。“国语运动”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主张。“言文一致”指口头语和书写语的统一、主张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国语统一”指建立一种全体国民都会说的，语音唯一的，具有普遍性的“通用语”。这些主张与《新青年》将白话作为唯一的文学语言的提议互相呼应，打破了长期以来义言文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为白话文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也为普通民众学习识字提供了便利条件。

1949年以后，为了体现各民族的平等与相互尊重，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对规范的汉民族“通用语”的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把清末至民国的“国语”改名为“普通话”，取“普遍通用”之意。随着各族人民交往交流日益深入广泛，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族际“通用语”的功能不断巩固，同时少数民族语言仍然可以自由的使用和发展，并受法律保护。

——摘编自《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