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迄今为止，公认中原地区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发现于公元前8世纪的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比西亚赫梯人的人工冶铁要晚了1000多年。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西汉以来，钢铁冶炼行业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还能大批量生产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如灯、釜、炉、剪等。罗马帝国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中曾说“在所有的各种铁之中，以中国铁为最好。中国人把它连同各种织品和皮货输送给我们”。鉴于铁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历代王朝多直接控制钢铁冶炼，17世纪以前，中国至少有10项冶铁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李绍强《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材料二 洋务运动后期，一些洋务派督抚开始在自己主政区域建立钢铁企业。1871年，福州船政局所属铁厂首先采用新的钢铁加工技术：安装吊车，铸造大型汽缸；购置3吨汽锤，锻造大车轴；建立轧钢厂，轧制15毫米以下的造船钢板和6—120毫米圆钢、方铁。1890年，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建成中国第一座3吨炼钢平炉，后又建成了一座15吨炼钢平炉。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这是中国也是远东第一座近代钢铁联合企业。1896年汉阳铁厂招股200万两白银，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从1871—1895年，全国钢铁最高年产量，铁没能超过50万吨，钢没能超过10万吨。
——摘编自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材料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钢铁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几乎没有一家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但广大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困难，凭着钢铁意志创造了钢铁业发展的奇迹。在苏联援助下，我国相继恢复和新建了鞍钢、武钢、包钢等钢铁厂。钢铁工业按照中央政府的计划构建起“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格局。三大是建设鞍钢、武钢、包钢三个大型钢铁基地；五中是扩建、新建五个中型钢铁企业，即扩建太钢、重钢、马钢、石景山钢铁厂，新建湘钢；十八小是新建十八个小型钢厂，即邯钢、济钢、临钢、新余、南钢、柳钢、广钢、三明、合钢、长特、新疆八一、杭钢、鄂钢、连钢、安钢、兰钢、贵钢、通钢。到1956年，新中国钢铁产量年均增长31.6%，到1957年达到了535万吨。
——摘编自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钢铁冶炼业发展的特点及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洋务钢铁企业的发展不同于古代钢铁冶炼业之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钢铁工业迅速发展所折射的时代特征。
材料 1956年10月，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动军事打击，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英法以三国的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致电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谴责英法以的野蛮行为。中国坚决支持埃及，无偿提供2000万瑞士法郎援助埃及。苏联在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中称，以色列的行为“将使以色列是否能继续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发生问题”。美国也不满这次秘密行动，他们将英法的侵略看作是殖民主义的再次体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直接致电英国首相艾登施压，同时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申请，停止向英国的经济援助。联合国安理要求英法立即撤军，遭到英法两国否决后，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要求停止战争并从埃及撤除所有外国军队。11月6日，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英法两国被迫接受停火决议，英法以三国的军事冒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李平民《英国的分而治之与阿以冲突的根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法以三国行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指责的原因。
| A．确定了民主革命纲领 | B．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
| C．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 | D．提出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 |
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5 . 材料 即使是相隔数代的人，文字材料仍能使文明得以延续。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由古可知今，由今可知古。“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密芝勒在《人民》一书的开篇如是说。在密芝勒之前，莱布尼茨就已着手研究历史，他说：“必须在事物过去中找到它的根源，唯有了解事物的原因，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实际状况。”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我多次读过或叙述、描绘过战争，可在我亲身经历可怕而令人厌恶的战争之前，我又是否真正懂得“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呢？军队被包国，国家遭惨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亲身感受到1918年夏秋胜利的喜悦之前，我是否真正理解“胜利”这美丽的词汇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呢？最终，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
——摘编自[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围绕“古与今”这一主题，从表中提取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 A．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 | B．反映了墨西哥革命的曲折 |
| C．基于美洲族群结构的变化 | D．预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图景 |
材料一 中国数学历史悠久，周代“六艺”中就有“数”的内容，历代天象观测、历法编定等均须依靠数学知识。汉代的《九章算术》通过具体问题的应用运算，在分数、开方、线性方程组、勾股等多方面领先世界。魏晋的刘徽、南朝的祖冲之及其子祖暄，都是世界级数学家。隋唐置算学，与太学并立，将前代的十部数学专著作为讲习内容。宋元时出现了以秦九韶、朱世杰等为代表的杰出数学家，明清时期，官方数学教育衰落，西学传入，中国传统数学受到冲击。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等
材料二 洋务运动时期，奕䜣等人认为西方科学技术“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清廷遂于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清末兴办新式学堂，在各级学堂开设数学课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中小学数学教学水平已“与欧美日本并驾齐驱”，大学纷纷成立数学系。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拥有一批年轻的著名数学教授，如华罗庚、陈省身等。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自然科学院，开设微积分、微分方程等数学课程，培养专门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的作用愈益突出，中国科学院设立数理化学部，推动了科学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近代以来数学受到重视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启示。
| A．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
| B．新文化运动推动社会思想解放 |
| C．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 |
| D．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材料一 自公元前219年始，秦始皇数次东巡，“群臣诵功，请刻于石”，遂在泰山等地刻石勒铭。这些铭文叙述了秦始皇因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于是“禽灭六王”“平一宇内”，实行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政策；秦始皇“作制明法”“不懈于治”“专隆教诲”“忧恤黔首”，官员“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六合之内”出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男女礼顺”“莫不受德”“承顺圣意”的景象。
——据《史记》等
材料二 公元14年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其生前自述被铭刻于陵墓入口处，主要内容为：奥古斯都“恢复了为派系势力主宰的共和国的自由”，平定高卢、西班牙等地战乱；多次为罗马平民发放金钱和粮食，“举办角斗表演”；复兴罗马传统，“修复了八十二座诸神之庙宇”；“解除了海上的海盗威胁”，“将罗马人民的所有行省”的边界扩大了。铭文强调奥古斯都的最高权力源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授予。该铭文后被诸行省传抄。
——摘编自张楠、张强《＜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秦始皇刻石与奥古斯都功德碑呈现的帝王形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始皇刻石与奥古斯都功德碑出现的共性原因并说明两者共同的史料价值。
材料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兴起并成为一门产业。民众仿效16世纪以来贵族“欧陆游学”传统，参观英国知名作家的出生地、故居和墓地，探访文学作品中描述之地，以求“更深刻地理解熟悉的文本”。
地处偏僻的斯特拉特福，因是莎士比亚出生地而成为旅游胜地。1847年出版的《英国最杰出诗人的故居和常去之处》配以版画介绍英国作家故居，深受读者欢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有乔叟、斯宾塞等众多作家的墓碑或纪念碑，备受游客青睐。人们还将文学作品视为“旅游指南”，前往伦敦、罗切斯特等地，与作品中的人物“邂逅”，“跟随哈代想象出来的人物的活动轨迹游览他们的故土”，领略司各特作品中描述的苏格兰高地风光，寻找历史记忆。“莎士比亚之乡”“哈代之乡”“司各特之乡”等英国文学之乡成为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摘编自（法）马克•布瓦耶《16—21世纪西方旅游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文学旅游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旅游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