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材料二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
19世纪初到一战前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对近代高等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构成近代大学建立的基础。
| 大学 | 内容特征 |
| 19世纪前的古典大学 | 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学者在各个大学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使用的是通用的语言——拉丁语，分为文、法、神、医四个学院。学习基本相同的课程——七艺。 |
| 1810年德意志柏林大学 | 最重要的几个方面是：一是学术自由，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原则；二是哲学院成为大学的中心；三是讲座制和习明纳法。 |
| 1828年英国伦敦大学 | 主要传授现代学术和自然科学，课程设置比较广泛，包括语言、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和道德、法律、历史、政治经济学、建筑、工程学、医学等。 |
| 1880年英国伯明翰大学 | 专业涉及到制造业、工业实践、机械和艺术方面的要求、取消纯文学的教育和训练以及全部神学教学。 |
材料一
| 时间 | 文化交流 |
| 前现代 （约1500年之前） | 农业发明后，在跨文化贸易、大规模移民及帝国版图扩张的背景下，文化交流总是在发生着。随着大帝国的出现，跨文化互动进一步加速，丝绸之路网络是最为广阔的早期的互动网络，大约公元前200年后，它不仅便利了商业和物种交流，也便利了文化交流，包括各种宗教、数学、技术和医学传统也从最初的老家传播到遥远的地区。文化交流得以发生是由几个欧亚大帝国所塑造的，而这些农业社会生产了大量剩余农产品，用来支撑大规模的工业和商业部门 |
| 现代 （1500年之后） | 1500年后，地理探险和扩张在现代早期扩大了欧洲文化的影响。1500—1800年间，欧洲商人、传教士、殖民者把自己的文化偏好包括基督教、现代自然科学和商业惯例，介绍给美洲、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的部分地区。工业化和帝国主义在19世纪后进一步增强了欧洲和欧裔美洲的文化实力。1900年特别是1950年以来，世俗文化交流大大增加，包括西方价值观、企业文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商业化体育、牛仔裤、好莱坞电影和世界音乐等在全球广泛传播 |
——摘编自【美】杰里·H·本特利《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
材料二 跨民族、跨地区、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条件。文化交流的“逆差”，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在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外来文化对本国的影响大于本国文化对外国的影响的现象。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若是在不平等情况下进行，则会给弱势文化一方带来极大的被动或导致其自身文化的萎缩
——摘自段京肃《略论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前现代与现代的世界文化交流的差异。(2)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材料二中文化交流的“逆差”现象，并谈谈你对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三大史学家之一、古典“人本史观”集大成者，在整个西方史学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希腊神话中包含希腊人对于“人”的观念的最初思考。公元前5世纪，智者学派代表普罗泰戈拉，初步将哲学的视角指向了“人”。古希腊杰出医者希波克拉底强调医生应更多地着眼于病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性格特征。修昔底德亲历了伯利克里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的辉煌和战争的残酷，他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既没有可供参考、借鉴的前人著述，也没有留存的档案、史料，因此他奔走于希腊世界多个地区实地考察，一方面多了解、多询问，另一方面将不同目击者提供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修昔底德在解释历史事件时，能够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分析，并认为自然界自身的运动才是导致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而非神明的意志，极力地赞美人、歌颂人，才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加可靠，铸就了其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不朽地位。
——摘编自王旭《论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人本史观”》
材料二 先秦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以人本思想发展为线索反观该时段史书编撰的变化，能够更加深入地体会中国古代史家独特的历史见解和以人为重的史学传统。先秦史书在断限，即在选择要记载的人事内容范围上比较模糊，如《尚书》大抵记载虞夏商周之事，直至春秋战国史书在断限方面则变得比较确切。《尚书》之诸多篇目简洁却不明了，集中记叙周君主、周公、召公等少数人之言语。至春秋战国，为更有效地记载历史，以被史家所认定的人主活动的时间顺序为目，同时史家开始着重于叙事，其记载的人物数量急剧增加，并且这些人物事件的分布并不是零散的，相同人物的事件分布较为集中，使读史者能够更有效地掌握史实。《左传》时，更出现了“君子曰”的论史形式，编者可以在“君子曰”后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及评价等，这是比“春秋笔法”更为明确的以书史的方式介入现实政治的表述方式。
——摘编自蒋迪《从人本思想的发展看先秦史书编撰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修昔底德“人本史观”产生的原因，并对其进行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人本思想影响下的先秦史书撰写演变的趋势。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史学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机械时钟诞生于14世纪的欧洲，随后在英、法等国推动下，向世界各地传播。1540年，罗马教皇派出传教士来到中国，借由传播钟表想要秘密进入广东，但未能如愿。1583年，意大利教士罗明坚对自鸣钟作出调整，把欧洲一日二十四小时制改为一日十二个时辰，把阿拉伯文字改成中文，报时更加精确，逐渐得到中国民众认可。17世纪中叶中国工匠已经能够独立制作钟表，以家庭为单位，依靠手中工夫制作。清代初期，苏州、上海、广州和福州等地制钟业纷纷建立。康熙初年，专门建立皇家制钟工场，乾隆时期制钟工场进一步扩展，成为专门的行业和训练中心，制成的钟称“御制”，这些钟大多供官庭、皇族使用。
——摘编自陈祖维《欧洲机械钟的传入和中国近代钟表业的发展》
材料二：烟台德顺兴造钟厂始建于1915年，是中国近代钟表工业的发祥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品远销海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烟台后，德顺兴造钟厂赖以进口原材料的德商相继撤离，使得造钟厂产品质量下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发展更为低迷。新中国成立后德顺兴逐渐复苏，1952年德顺兴造钟厂年产钟表2300多只，产值达44万元。1954年德顺兴与新得、永业造钟厂实现了公私合营，合并为烟台造钟厂，此后虽然有较大发展，但由于传统的经营习惯，企业的生产仍受到一定限制。1987年，造钟厂组建为烟台北极星钟表集团公司，逐渐形成以22条生产线为主体的专业化配套生产体系和年产钟表1000万只的生产规模，并先后4次获得我国钟表产品最高奖——国家银制奖，公司继续加快技术进步，发展产品出口和合资合作，向着高技术、规模化、外向型方向迈进。
——摘编自孙学磊《德顺兴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机械时钟传入中国的背景，并概括清代中国制钟业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顺兴造钟厂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的新变化，并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德顺兴造钟厂发展的历史意义。
| A．受益于民主革命思想的深化 | B．促成近代中外关系的平等 |
| C．体现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趋向 | D．适应晚清政治体制的变革 |
| A．改变了秦朝社会阶层结构 | B．体现国家对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 |
| C．表明私营手工业迅速萎缩 | D．反映出“工商食官”体制趋于严密 |
材料一 1919年梁启超等社会精英游历欧洲，却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士失望于自身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使他们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想。《欧洲心影录》中梁启超甚至这样感慨，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从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逐渐消退，但各种专业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对于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劫难，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国人来说，这无疑起到一定的鼓励效果，部分扫除了由来已久的文化悲观情绪。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场中国文化西播热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西方世界的文化歧视态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独特优势，开启了自身的近代复兴，步入又一个全新历史阶段。
——摘编自夏舒洋《一战后的中国文化西播热潮述评》
材料二 20世纪60—80年代，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新加坡依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摘自《历史选择性必修3》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结束至二战期间，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新加坡与西方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共同点。结合所学知识，面对当今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我们应注意什么问题。
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英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式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法国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的内容，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中法建交的历史条件。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特的“中法(建交)精神”，请尝试概括“中法精神”的内涵。
| A．佛教传播平民化 | B．活字印刷的普及 | C．戏曲艺术大众化 | D．理学体系的建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