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工业化主张，探索建立国营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1933年改组归并成立中央印刷厂和中央兵工厂，工人增至上千人；成立中华钨矿公司。1934年筹建中华织布厂，有布机30余台，产品主要供根据地民用；国民经济部投资20万元建立中华纸业公司，又兴办樟脑厂。钨砂、樟脑和纸张主要用于出口，尤其钨砂成为中央根据地的重要出口品，换回了大批根据地缺乏的物资。此外，还创办造船、通讯、卫生、交通材料等厂。到1934年中央根据地共有国营工厂32家，工人2000多人。

——摘编自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

材料二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鼓励发展工业。1935——1937年，中央先后通过免税、赋予选举权等措施，鼓励私人到根据地创办工业，但民营工业依然发展缓慢。1935年10月，陕北仅有一个修械所，工人40多名；至1937年，加上被服厂、印刷厂等，职工不过270多名。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国营工业。当时延安只有一个兵工厂，厂里仅有几台机器，几十名工人。同年筹建机器厂，制造机器、工具；先后建立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和制药厂等。1939——1945年，各抗日根据地工业进一步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实现了工业品的部分自给，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摘编自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37——1949）》

材料一   清朝末年，时局纷乱，金融业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外商银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出现在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得力助手和工具。外国在华银行凭借种种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 赚取了惊人的利润。利润当然会自发地引导金融创新，很多金融组织就在这种无政府环境下长了出来。 中国并没有真正的银行，但起到融资功能的钱庄票号早已存在，而且实力雄厚、经验丰富。1897年，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创办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不久，清政府的国有银行——户部银行也宣告成立。1907年11月，邮传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官商合办，股本银仅有五百万两，官四商六；1908年7月，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重订则例二十四条，资本银增为一千万两，官商各半，共同起到中央银行的作用。

——摘编自梁捷《中国银行业的兴起》等

材料二   1979—1984年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相继成立，中国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打破了“大一统”的单一银行体制，确立了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各司其职的二元银行体制。在此期间，四大国家专业银行自身的存、贷、汇等各项业务取得长足发展，营业机构和人员迅速增加，形成了各有分工、覆盖全国的经营网络体系。1987—1988年，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等陆续成立，逐渐成为我国银行体系中一支富有活力的生力军。据统计，1978年我国银行存款余额仅为1155亿元，至2017年末增长到169.27万亿元，增长了1465倍； 贷款余额从1890亿元增长到125.61万亿元，增长了664倍。

——摘编自樊志刚《改革开放40年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