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一   中国居民是那么多，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是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制造业。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先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先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予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

——摘自亚当·斯密1776年著作《国富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力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显著增强综台国力，支撑我世界大国地位。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

——摘自《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

材料一 宋代比较重视培养儿童的礼仪。宋代家礼主要有冠、婚、丧、祭四大类。司马光根据古礼及民间冠礼实际情况，把“男子二十，冠而字”改为“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朱熹将下限改为十五岁。祠堂是家训的主要实施场所，如金溪陆氏家族，“（陆）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儿童在家礼中得到了“洒扫应对进退”的礼仪规范训练。

——摘编自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等

材料二 宋人笔下涌现出诸多“好孩子”形象。比如，赵令赫“幼而秀颖，自异于群儿中。或戏之，则正色俨然，笑语不妄。记识敏悟，四岁受《孝经》，六岁通《论语》，七岁能为二韵诗。丧父，哀毁如成人”。周谔“生而秀颖，十岁如成人，十四入太学，力学勤苦，登元丰二年进士第”。董仲永“幼而端谨，不为儿嬉事，便若成人”。

——摘编自周扬波《宋人的儿童观》等

材料一   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礼法结合的理念与制度成果深刻影响到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各个国家的法制文明建设。儒家纳礼入律，借助礼义道德的力量来净化人们的心灵，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但封建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维护，在其禁锢下，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治观念难以成形……时代“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传统“礼法治国”思想在当代的表现形式。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并不因为传统而过时，关键在于要与世推移，以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

——自杨鹏程《礼法结合：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