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书籍刊刻产业空前发达的时期，史谓“书籍之有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在宋代统治阶级治国方针的指导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整个社会读书之风盛行。宋代史学、金石学等学术活动和宋词、评话等文学创作空前活跃，因此刊刻学术著作和诗文集的人很多，文化的繁荣大大地促进了图书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宋朝的皇帝都极其注意对图书的收集典藏和整理，《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就是在太宗、真宗的主持下编篆刻印的。宋代书商刻印发行的图书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包括儒家经典著作、科考程文、生活用书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图书门类，满足了宋代不同社会阶层的阅读旨趣和购书需求，在中国出版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摘编自卢厚杰《宋代书商市场意识述略》

材料二   报纸“广而告之”的宣传效果被国人共知是有一个过程的，20世纪初，洋货充斥于中国市场，受到洋商靠广告推销货物的启发，以报纸广告作为商战的利器，华商吹响了国货与洋货角逐的号角。清朝末年受外力的影响，重商思潮“第一次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国计民生的根本所在”。清政府颁布了《商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以维护商人的合法权益。这一时期商业教育受到人们的重视，各地职业学校相继创办，有识之士也纷纷在商科教育中，增设广告学课程。一批最早出国学习或经营实业的有识之士纷纷将国外的译著或广告技艺介绍到中国，这些对于国人广告观念的觉醒有着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审时度势的华商积极利用这一高涨的社会情绪，用“中国人请用国货”等口号在社会各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广告者，乃攻城掠地之工具也。盖商人以诚信为壁垒，以广告为战具，广告精良，犹战具之犀利也。”

——摘编自杜艳艳《中国近代华商广告观念的变革及动因》

材料一 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西欧从传统迈向近代社会时期的思想巨人，他在近代科学方法和自然哲学的探索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了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认为应该把尊重事实，搜集和确定事实作为“归纳法”的第一步。培根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他指出“所谓知识在于实践中能够具有一定的效用，功用是实践的根本属性。”他把经验观察、事实依据、实践效果引入认识论，把实践作为人类征服和占有自然的重要手段。亨利.沃登爵士称他为现代“科学之光”。

——摘编自丁立群等《技术实践论：另一种实践哲学传统》

材料二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代表。梁启超对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推崇备致，认为“贵创”“博证”“致用”是顾炎武学术研究究方法的精华。顾炎武在治学过程中反对一味模仿古人，提倡独力创新，将“独创理论还原于人事的日常经验才可知其正误”。顾炎式做学问反对玄学、理学之清谈，主张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学间，引古著今，注重用学到的知识或自己形成的理论来解决一些社会实际问题，提出了“学以致用、“明道教世"的观点，体现了儒家学者的“济世情怀”。

——摘编自威福康《论颐炎武治学方法的儒家精神与哲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