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康有为的思想发展来看，1888年在他第一次向清帝上书以前，他主张古文经学。他著《何氏纠谬》，从古文经学的立场，批判了今文公羊学大师——何休。康有为对孔子的评价也不高，认为“孔子虽圣”，只是搜集遗文，退而讲学。不过，他和一般汉学家不同，他尊事周公，酷好《周礼》，其目的是想从古文经籍中寻找可资经世的东西，学周公“定新制以宜民”。1890年，受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康有为开始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变法依据，并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

——摘编自姜林祥《中国儒学史：近代卷》

材料二   《新青年》反孔批儒，（新文化运动）乃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之一、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陈独秀是新文化反孔教运动的领袖。他对孔教的判断，诸如孔教与现代生活不合、与共和“绝对两不相容”、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由此而生之忠孝节“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等，长期以来，构成了新文化话语体系对孔教的论述要点，也形塑了至今为止大部分国人对儒教的基本观感和认知。

——摘编自彭春凌《〈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

材料   刘邦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俭朴和仁慈作风。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时，他开始加强政府管制力度，对贸易和商人实行强制性政府管理，确立新税制，对盐、铁及粮食供应推行新的国家管制办法。最后这项措施后来叫做“和籴法”，即由政府在丰收年或在粮食富裕地区以低限价收购粮食，以避免歉收年出现饥荒。

整顿好帝国内部秩序，增加了政府岁入并提高了国力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计划。矛头首先指向位于东南部的福建和广东地区。那个时代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是匈奴，汉朝将领曾抱怨说，匈奴“骑快马飞驰，他们胸中跳动着野兽的心”。但汉武帝还是在一系列战役中打败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他们赶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在那些地区及沿丝绸之路安置中国驻军。

——摘编自【美】罗兹·墨菲著《亚洲史》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毛泽东一生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多次比较大的转变，以下为其中几次转变发生的时期和转变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唐洲雁《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理论及现实启示》

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材料一   作为说服、论辩的技巧，早在荷马时代就萌芽的演说术，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走向繁荣。演说渗透到城邦各个角落，几乎无处不在。无论在公民大会、陪审法庭上，还是在市政广场、剧院等场所，到处都能听到演说者的精彩演说。在“智者”传授演说技能的影响下，雅典出现了一大批演说家，演说术由此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并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

——摘编自蒋保《试析雅典城邦演说繁荣的原因》

材料二   20世纪初的晚清中国被称为“演说造成的时代”。1902年《大公报》刊载的《论演说》指出，“今夫吾国士无智愚贤不肖，莫不以开沦民智为最亟之务矣”，“乃今欲奋其自力而为开沦之事，则三物尚焉：日译书、日刊报、日演说”。1904年，河北官绅谷钟秀等人援引日本通俗演说之例，奉准直隶学务处，设立茶话所，以推广通俗教育。随着各地练习演说会的涌现，苏州的演说会以“昌明政治之原理或敷陈列国之现势”为宗旨；演说地点多以戏园和茶馆等公共场合为主；演说涉及劝戒鸦片与缠足、列强欺凌、鼓励蚕桑与实业等方面。由此，一套拥有健强的体魄、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感与强烈的国家意识等新国民观念慢慢开始在人们心中滋长。

——摘编自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

材料一   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中等教育主要被男子控制，女子教育被忽视。1848年，英国“家庭教师福利会”创办了培养家庭教师的“女王学院”，后来发展为师范学院。186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捐款学校法》，该法案规定女子学校和男子学校享有同等权利，女子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1870年，英国的高等学校开始向妇女开放，并设置了妇女学院。到19世纪末，从小学到大学，英国女性和男性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选编自张斌贤主编《外国教育史》

材料二   1901年以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不同形式的女子学校。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1907年，清政府学部奏设女学，拟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了合法地住，但距离全面放开女子教育还有很大的距离。

——摘编自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

材料三   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明确规定：妇女在文化教育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仅如此，国家全面推进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1952年、1956年和1958年掀起三次扫盲风潮。使1600万妇女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一些地方通过半日制班、午班、夜班、女青少年班、巡回教学、允许带弟妹上学等多种形式为女童入学营造条件。各地教育部门和妇联通过座谈走访、挨门逐户宣传等方式帮助群众破除“女子读书无用”的旧观念，动员大批女童入学。

——摘编自林丹《新中国70年中国妇女教育的进步与成就》

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