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春兰与大学“开女禁”

1914年后，甘肃女子师范毕业生邓春兰在父亲支持下，冲破社会阻力创办女子小学。

1919年春，邓春兰读到蔡元培的演讲稿后，有了继续深造求学的愿望。

5月19日，多次和在京读书的丈夫、兄弟商议后，她致信蔡元培请求北京大学首开女禁，当时正值蔡元培抗议军阀政府镇压学生愤然离职，故无结果。

6月，邓春兰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录取。

7月，赴京求学起程之初，邓春兰再次呼吁女同胞为解除大学女禁奋起抗争，诸多报纸杂志纷纷响应，围绕大学是否“开女禁”问题展开激烈论争，李大钊、胡适等人积极参与。

9月，蔡元培重回北大，明确表示：“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

1920年2—3月份，北京大学第一次陆续招收了邓春兰、王兰等9名女生入学旁听。至此，中国高等教育的女禁被打破，国立高等教育被男子独霸的局面终于不复存在。

我的妇女解放之计划同我个人进行之方法—我们女界今天要想替我们中国人争个“德谟克拉西”的真精神，先要替我们中国人里边的女人争个“德谟克拉西”的真精神……妇女解放的顺序是，先解放学校，再解放职业，再解放政权……

——邓春兰《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

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李大钊《战后妇女问题》（1919年8月）

材料一儒家思想对科学技术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也有很强的消极影响。儒家的教育思想长期在封建社会教育中占主要位置，知识分子为了考取功名只会一心只读圣贤书，将自己变成儒家学派的继承者。科学技术在儒家的眼中是属于雕虫小技，到了明清，这种忽视科学技术的情况更为显著。整个的社会都沉浸在四书五经伦理纲常的氛围中，完全忽视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儒家的思想是重视传统和继承，忌讳批判和创新。从汉代以来，统治者将所有的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全部整齐划一教条化，这种单一的大一统思想严重遏止了思想的个性化，扼杀了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创造性，阻碍了中国古代学者提出创新的学术观点。

——张馨元《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官本位的价值层面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科技主体是“工”的局面。但是处于“官上层”的统治者也需要掌握技术的工为之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工”主要集中于“官府”的局面。在中国古代，凡有一技之长，且为官府所需者均须无条件地为统治者服务。 这样，就有利于古代中国技术的培养和交流，使得综合型技术得以可能更好地保存和传承。而且由于古代许多科学技术被纳入国家生活之中，这就形成了初始的科技组织与管理形式。这对当时的科技进步是有益的。而“工匠”在千千万万次的科技实践中拥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即使对自身经验有总结，但他们无法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使之在社会中广为流传。

——艾凉琼《论官本位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晚明至清中期，江南一地女性识字习文日渐普遍，出现大量能作诗撰词、吟诗唱和的才女。才女凭借诗文才艺展开交往活动。大家族的才女借助家庭、家人或亲戚的纽带展开与她（他）人的交往。才女的普遍交往促生了更为成熟的交往方式即社团集会。江南才女突破深闺中的女性形象，在人际交往与女教规范之间寻求平衡，以师、徒、友人、塾师等角色展开与士人、僧尼等的交往。明末家国巨变，礼教崩坏，才女作为一个“社会人士”表达了强烈的家国情怀。至清代，礼教纲常逐渐修复，性情思潮复兴与理教相矛盾，引发出对才女才情、女德的争议，但未能阻止才女数量的日益增多。随着才女创作意识的加深，对外交往的频繁，女性诗集大量出版，女性自身对“才女”身份更加认同，社会逐渐接纳“才女”这一群体。

——摘编自朱莉敏《晚明至清中期江南才女研究》

材料二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因此，妇女参与文化生活的情况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该时期的知识女性（女诗人、女作家、女人文主义者等）身上。马格丽特·金发现，许多女性的求知生涯婚后就停止了。她们一方面受到大多数女同胞的误解甚至敌视，另一方面，大多数男子根据“女人有才便无德”的传统观念把她们视为不男不女的怪物。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女人文主义者被迫或放弃学术，或进入修女院，或孤身独居。李萨·佳尔丁认为，女人文主义者即使在学术领域达到相当造诣，也无法凭此获得体面的职业，她们所接受的人文主义教育及其在人文主义学术上的成就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高雅的装饰。

——摘编自刘耀春《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史研究》

材料一   秦始皇曾以政治手段强制推行思想文化上的统一，这种做法客观上对建构新的国族意识起到了不自觉的作用，但毕竟这种粗暴的做法无法长久。汉承秦制，在秦朝统一六国族属的基础上尽力开拓边疆，域内所需整合的对象更多。然殷鉴不远，自然不能重蹈覆辙，于是把关注点放在了文化的层面之上。要建立文化上的认同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鉴周朝的礼乐制度。孔子以及儒家学者接续了历史文化传统，六经典籍作为三代损益的历史文化精神和信念的代表，是合理秩序和价值、信仰的源泉，天下大一统以及合理政治操作的理据亦源于此。以儒家为核心进行整合、建构新的国族意识理所当然。

——张宏斌《秦汉国家形态建构中的儒教因素》

材料二   作为宗教，佛、道两教虽然具有使人们排遣精神苦闷、消弭死亡恐惧的作用，但是在遇到如何规范现实世界的社会秩序和处理具体社会问题时，则又不能与儒学抗衡了。儒学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有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其德治教化学说更是君主政治的修饰和补充。……儒学重入世，强调治国安邦、建功立业，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文化精神，是佛、道两种宗教文化所不具备的。随着社会的不断稳定和统一趋势的形成，这种精神日益显得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儒学虽然式微，但仍能够生生不息，并在十六国北朝时学术地位不断上升。

——曹文柱《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材料三   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则自由与不自由异耳。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严复《论世变之亟》

材料一 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将孔子比拟为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认为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过着良善的道德生活。该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欧洲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深受中国输入的陶瓷、丝绸产品的影响，具有纤细、轻盈和繁琐的装饰性。18世纪，法国人魁奈创立了重农学派，其刊物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的敦促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898年，严复节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结合中国的时政分析，掺杂进自己的大量发挥，出版了《天演论》。是书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推向极限，痛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万古不易的天演定律，一经刊印便风行全国。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进化观念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