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   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一   两晋以后，佛教渐盛。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佛教，得到皇帝、士大夫的倡导、扶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强大的寺院经济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封建朝廷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的利益。公元489年左右、范缜写成了《神灭论》主张“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否定“形亡神存”，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螽俗”。

——摘编自杨世秀《浅谈范缜及其＜神灭论＞》

材料二   宋代“材英佛壮”（以探究请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因义理过于烦琐深奥，逐步趋于式如。与之相对的“功选型佛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医放为基础）由于契合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并之案必有命块”的传统报应观念，再加上简单易行，颇有民众情绪，成为普通民众佛教修行的主要选择，正是名日繁多的佛事活动和功德回向的福报观念，使佛投这一信仰系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使沸寺呈现出香火鼎盛，信众云集的景象。

——摘场自陈雷（宋代佛数世俗化的向度及其启示）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孔子很早就认识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他还强调：“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提出“时养”即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和不可逆性，人们必须“不违农时”、“勿夺其时”。荀子继承了孔孟尊天重道的思想，把“受时”与“治世”相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荀子将孔孟儒学的“知天命-畏天命”的社会伦理思想发展为“知天命-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凸显了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使之用之不竭和永探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责任。

——摘编自任俊华《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审视》

材料二   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问题引起民众广泛的关注和忧虑，生态伦理学应时而生。施韦兹认为：“我们越是观察自然，我们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然中充满了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个秘密，我们与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关。”利奥波德主张：“如果对待自然的态度全部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那么在土地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就会因为缺乏经济价值而被消灭。因此必须修订伦理标准，使之从经济学向生态学过渡，这既是土地伦理的全部内涵，更是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标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作为扩展的伦理学的一个方面，是现代生物中心论的或整体主义的伦理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摘编自曾建平《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