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11日

光绪帝颁发朱谕：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

——《清实录·德宗实录》

1895年7月19日

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俄国）与中国乃二百余年盟聘邻邦，从未开衅......（俄）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倭人凶锋藉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以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

——张之洞《密陈结援要策片》

1895年7月20日

陕西道监察御史史熙麟上奏：（洋务新法）皆为邪说，商货已变，并及朝政，军器已变，并及文事，尽破成例，尽坏成法。

——史熙麟《法无可变宜斥邪说以塞乱源折》

1895年某月某日

苏州秀才包天笑（时年19岁）：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吗？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是谓小康。”

张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礼本于天，天无形，固有无体之礼。”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若去民私业，此事甚易，自去人之家始也，……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其学说都建立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儒家追求社会的完善，要求人们超越自我，把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把社会完善作为人生责任。在道德教育上，儒家注重培养为官者“以民为本”、对百姓负责的责任意识，“操心也危，虑患也深”“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主张为官行政，必须有公正无私、勤政有为、清廉自守的道德规范。儒家也重视“教化”“化民成俗”，重视“礼”的道德规范的作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道德教育上，道家认为道德是自然存在，呼吁为官者应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百姓，要顺人之心，顺物之性，无为施政，不扰民生，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道家以政不扰民作为行政者最重要的道德要求。道家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是慈、俭、不争，这里包含着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等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

——摘编自邹强、王松《中国古代儒家与道家道德教育思想之比较》

材料一   《孟子·尽心章句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荀子·王制篇》：“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韩非子·有度》：“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材料二   公元前454年，罗马元老院被迫承认公民大会制定法典的决议，设置法典编纂委员10人，几年后制定了《十二铜表法》，体现了古罗马的治国思想。《十二铜表法》第九表规定：“不得为任何个人的利益，制定特别的法律。任何人非经审判，不得处死刑。”第十一表规定：“禁止平民和贵族通婚。”

材料三   法国学者维吉尔·皮诺在《中国及其哲学思想在法国的形成》中指出：“如果不是思想发生动摇，人们就不会接受外国的影响。”正因为这样长期积累起来的对现状的不满，才使法国的人们开始另辟蹊径，想从远隔重洋的中国国家治理上得到某种启示。其中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专制君主比较有节制，承认传教士和伏尔泰交口称赞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设置谏官，具有限制暴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