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政治层面来看，周初统治者对商代天命神学观进行改造，宣称天命并不是永远眷顾商族，天只眷顾有德的统治者。……老子与孔子的重民思想开始体现在具体的为政措施上，《孟子》“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强调一切行动都要以民意为基础。……在孔子的眼里德是君主仁厚，在孟子的眼里德是君主要行仁政，但德都不过是对君主的一种人格要求。然而周朝的政治实践表明，人民对于君主德的要求往往只是一厢情愿，因此不少思想家对于君民关系、甚至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荀子指出“汤武非取天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君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代天治理人民的代理人而已。正是基于这些思想，人民通过非常措施，把君主推下台，另立新的君主就是正当的行为。《左传》“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便是这些思想的反映。

——摘编自侯荣华《从政治角度看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

材料二   儒家民本思想在理论上最致命的一条是以“治权在君”作为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以“贵贱有等”作为最基本的制度原理，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治权在民”的思想。用今人的尺度衡量，这种坚守等级法则的“以民为本”，即使原原本本地得到落实，也不成其为名副其实的“以民为本”。儒家民本思想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属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范畴，其根本特征是将最高权力归属于一位大公无私的王者，这种理想化的王者在人世间无处寻觅。儒家民本思想以规范性思维作为其显著特征，并以调整政治关系为其主要功能，而各种规范性，限定性、制约性的因素通常会与当权者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当权者背离民本思想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公认的政治准则，在发生政治危机时，这类现象尤为显著。那些欲保帝位的人总是以“敬天畏民，与民更始”为修饰，那些谋夺帝位的人总是以“顺天应人，吊民伐罪”为口实，那些夺得帝位的人总是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为标榜。

——摘编自张分田《关于儒家民本思想历史价值的三个基本判断》

材料一   16世纪开始，古登堡的印刷技术及大型印刷机被很好地用于出版行业，（欧洲）印刷品的外形开始摆脱之前的手稿或手抄本外形，印刷品的出版数量相比之前急剧提高。印刷出版行业在这一时期已经遍及欧洲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巴黎、威尼斯和里昂是当时欧洲的出版中心。出版行业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阶层，出于商业性的考虑，商人需要加强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在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后，他们受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业生产经营模式的驱使，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拓宽印刷书籍的销售市场，为机械化生产提供了保证。不论是出于完全的经济目的还是怀抱宗教或政治理想，印刷商都亲历了宗教改革——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运动，而他们的出版行为，更使其第一次真正获得了上至国王、下至普通民众的重视。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

——摘编自张炜《社会变迁的催化剂：16世纪英格兰的印刷媒介》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印刷术陆续传入我国，经不断改进，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向机械化大生产的转变。报纸、杂志、近代新型教科书和连环画等大量出版。1879年，点石斋印书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家私人出版企业的出现。此后，近代性质的民营企业大量出现。在晚清经史子集出版以后，西方思想文化开始以图书（主要是译作）为载体，大量涌入中国，同时，晚清中国的图书典籍也被大量翻译成外文，广泛流入英、法、德、俄、日等国。

——摘编自肖东发、杨虎主编《中国出版史》等

材料一   民国初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内严峻的民族危机，中国有识之士纷纷就“籁空救国”发表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十股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概括起来包含以下四种观点：第一，统一全国的航空行政系统，设立专门管理航空的机关，管理航空建设事宜。第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筹集航空经费，募款购机。第三，建设航空工厂，培养航空人才。第四，重视民航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三十年代的“航空救国”思潮述论》

材料二   1956年2月，钱学森向党中央递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发展“国防航空工业”的规划。1965年3月，我国制定了“八年四弹”规划……随着“四弹”目标的完成，不仅使中国国防实力得到了实质性增强，而且为运载火箭的系列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1968年2月，国家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把分散在各部门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使科研生产照常进行，保证了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顺利开展。

——摘编自潘坚《国家政策推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60年纪实》

材料一   雕版印刷技术…现在为大规模的印刷工业投入使用，并为渴望读书的公众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阅读书籍。例如在中国东部很小的一个地区就有记录显示它印刷了将近五十万册的书籍。百科全书、字典、历书和农业、医学书籍，还有神秘的疗疾咒语书籍都可供广大读者购买。雄心勃勃的许多宗教和哲学著作的各种版本（其中主要是儒家著作、道家的典籍和佛教的经书）从10世纪时就已开始印刷，它们用数千块木雕版印制，这些雕版在整个宋代都被用来进行重印。1005年时，皇家档案中已有10万块有关历史、集释和宗教的雕版。

材料二   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大致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晚清新政时期和民国时期。1896-1911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100多家出版机构。从1900年至1911年间，我国共译书籍1599种。这些翻译书籍，译自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或其他语种，而以日文居多。此时期的译著涉及到暂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由于晚清教育体制的一系列变化，以出版新式教科书为主的出版机构也大量出现。

——摘编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材料 关于盐铁政策的辩论汉武帝时，在地方设置盐官、铁官、均输官。公元前87年，汉昭帝（汉武帝之子）即位，国势衰弱，民生困苦，霍光、桑弘羊受武帝遗诏辅政。公元前81年，汉朝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们在一起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下面是对话的节选。

——摘编自西汉·桓宽《盐铁论》

材料

材料一：一般认为，“现代化”代表着追求文明提升和历史进步的潮流，它是由17世纪欧洲引领的世界历史潮流。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人们误以为欧美的经济政治文化便是现代化的样板，从而将欧美化与现代化等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到思想层面，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但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却依然步履维艰。

材料二：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我们闯出了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成功道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创造出先进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时代，坚持民族的现代化，就是坚持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

----摘编自胡大平《中国式现代化，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

材料一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办大学堂。“稷下”是指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齐国国君田午当政时期在此设立学宫，故名稷下学宫。由于齐国国君采取宽松、开放的文化政策，又能提供丰厚的待遇，因此学宫吸引了当时众家学派的著名人物的到来。稷下先生有大夫的称号，却无须主持国政，此举使得他们有别于正式官员，能够专心在学术方面发挥“不治而议论”的职能。作为战国时期一个庞大的养士机构，稷下学宫相当于政府的智囊团，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咨政议政。除此之外，稷下学宫又是学术交流中心，兼具人才培养的功能。各派学者大师在交流中吸收完善自己学派的学说，并著书立说，授之于弟子，为社会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为后世留下了《孟子》《荀子》《邹子》《慎子》等重要典籍。

材料二   柏拉图学园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大约于公元前387年由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创办，又称希腊学园。柏拉图学园是人才培养的高等学府，也是学术交流中心和研究机构。除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立体几何的创始人泰阿泰德、圆锥曲线的发现者美涅克漠等科学家也都出自柏拉图学园。柏拉图以学园为根据地，讲述治国术，传播治国思想，培养“哲学王”般的政治人才，希望实现“理想国”。学园中的学术环境自由而活跃，师生之间自由讨论，但并不比稷下学宫的自由度更高。从哲学思想的传授看，其主要是柏拉图学说的发展与传承，如数学大师泰阿泰德、欧多克索斯等，他们“在所有基本问题上”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与教育理念相一致。

——材料均摘编自贾万刚、褚宏祥、付萌《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共性与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