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魏晋时期汉人从中原地区迁居至此，与原有民族融合。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二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618年，主要是由于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德意志诸侯之间矛盾冲突，并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以一种相对平等和公正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各国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宗教宽容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一些出版物上已经有人开始片断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1919年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唯物史观很快得到了传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重新观察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用性与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产生了高度的契合；同时，传统史学中“儒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

——摘编自《破旧立新与本土化开端——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

材料二 1943年，翦伯赞发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的水准。比如，提出“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他还强调“中国史的变动，往往影响世界史的发展”“中国史之于世界史，正犹细胞之于人体”。

——《翦伯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代表》

材料三 尊重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对青年大学生的凝心铸魂作用，强调要给学生讲清楚被实践证明了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使青年学生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摘自《新时代高校大学生“四史”教育研究》

材料一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出版创刊周年纪念特大号，刊载“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编者指出，“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而大家对此宿题，却都好像淡焉若忘，不加深究”。“特辑”明确规定讨论的重点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保障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哪些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种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步骤怎样？

在讨论文章中，杨幸之等人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效仿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有人主张采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张素民提出发展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在大规模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对私人企业进行节制。“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引发了社会对现代化的持续关注。《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等刊物也刊发了相关文章，其中不乏对苏联社会主义和“一五计划”的介绍。

——摘编自耿凡《八十九年前有关“中国现代化”的一次讨论》

材料二   1954年，我们党首次提出了以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为主要内容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明确下来。1979年，邓小平首次把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我们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摘编自牛先锋《从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一 宋朝士大夫认为“治国者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因此宗族多立家训族规来训诫子弟。农桑需治，“居肆成事”“贸迁有无”亦能治生；日常生活要精打细算，“俭则足用，奢则用不给”等增加家庭财富的内容有更多呈现，但宗族子孙绝不可从事贩米加水、卖漆和油之事。在宗族内部，家庭成员间要“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橙子辅导认为如范仲淹创立义庄、义学，此举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一时被模仿成风。以齐家为基础，进而治国平天下，成为宋代家训开宗明义的鲜明立场。

——摘编自公众号山城学术圈《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

材料二 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红色家风建设的实践主体。朱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毛泽东也曾向其表兄说明：“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橙子辅导认为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在一封封家书家信中，无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信念、生活信仰、道德情操体现得淋漓尽致。

——摘编自魏继昆、崔保峰《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红色家风建设研究》等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他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橙子辅导认为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他尤其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他要求，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