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仁宗（1022-1063在位）时期，面对社会挑战，许多士大夫萌发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便由佛老的虚无本体之学转向以气为本体的实体之学，崇尚词赋的浮华之风转向“明经致用”的经世之学。宋儒针对“重义轻利”的思想传统，大力提倡“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 熙宁改革”，都是在实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明清思想家将实学推向高潮，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构成了实学思潮高涨的主要社会基础。他们在明王朝覆亡的痛苦中，反思晚明理学的空疏实质。顾炎武强调学术一定要从经书和实际生活中得来，强调学者一定要去关注那些事关国家兴衰治乱之源和生民根本之计的问题，后来乾嘉学者进一步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光大。梁启超指出“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

——摘编自葛荣晋《论宋代实学》

材料二　 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当中，毛泽东郑重发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时代呐喊，作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一系列闪耀实事求是璀璨思想光辉的精辟论断。……从1942年到1945年，毛泽东相继写下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及相关要求。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著作，从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出发，精确研判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局势，对解放战争不同阶段的作战方针和相关工作作出实事求是的战略安排和顶层设计，推动解放战争逐渐走向胜利。

——摘编自武文豪等《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及其新时代意蕴论析》

小说中的历史

材料一   交州商人徐某，常年漂洋过海做生意。有一次，他的船在海中行驶时，忽然被一阵狂风吹至深山密林中的夜叉国，夜叉国人居住山洞，牙齿像刀戟，眼睛好像灯笼，说话像鸟兽叫，以狼、獐、鹿等动物的生肉为食。因为徐某带了一些熟食且有做熟食的手艺，让夜叉国人觉得熟食很美味，他没有被杀掉或吃掉，反而很受欢迎。他随遇而安，逐渐融入夜叉人的生活，还和母夜叉结婚生了三个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徐某带着大儿子回到交州老家，大儿子从军，立下大功，18岁成为“副将”。最后，徐某把妻子和其他孩子接回故土，二儿子考中武进士，妻子受封“诰命夫人”，女儿也为国立下战功。

——摘编自蒲松龄（1640-1715年）《聊斋志异之夜叉国》

材料二   波勃出身条件优越，但不幸在幼年被拐后沦为船舵手的奴隶。因不满压迫他奋起反抗，却在一次失利后连同其他23名起义分子被遗弃荒岛并自谋生路。但波勃等人并不安于现状，他们决定通过自造船只逃离荒岛，在他们的努力下，建造了船只辛格顿号，波勃成为船长。在波勃的带领下，辛格顿号征服了大自然，最终抵达非洲的黄金海岸。远洋航行使船上的人员腰缠万贯，回到伦敦后，他们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波勃的钱财很快挥霍殆尽，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再次加入了海盗团伙干起了烧杀抢掠、贩卖黑奴的勾当。

——摘编自【英】丹尼尔.笛福（1660-1731年）《辛格顿船长》

材料一 左宗棠在《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中提出，设立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他提出“开设学堂，延至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微博认为左宗棠还在《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中指出：“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1866年12月，求是堂艺局正式开始招生。中国首批造船专业的学生正式入学，开办学堂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船政之根本在于学堂”的梦想成为现实。

——摘编自杨虎等《福州船政学堂的创立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二 在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修改中，周恩来对“文化教育政策”进行了完整表述“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950年6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指出，“目前，大学还不能大量地扩充与发展，高等教育只能根据我们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需要不断地努力”。

——摘编自张健《周恩来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变革》

材料一 巴黎统筹委员会由美国提议秘密建立，因其总部设在巴黎，故简称“巴统”

——摘编自刘方敏、张民军著《解读经济“铁幕”》

材料二 建国初，我国科技基础极为薄弱，随后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一批科研机构逐步建立。1956年，新中国首次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科技发展规划，部署重大科技任务。海外学者纷纷归国效力，记载，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达3000多人。到60年代中期，全国科研机构已经从建国之初的3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科研人员从不足500人增加到12万人，初步形成了由中科院、高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单位和国防部门组成的科技体系。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编自人民网《科技发展大跨越创新引领谱新篇》

材料一 （唐）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杀，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上疏论其冤，请求尽快抓获凶手以雪其冤。但白居易此举触犯了“非谏职，不当先谏宜言事”的条令，因而被贬为江州司马。唐代的谏官均为实官，即使是荣誉性的散骑常侍，也以实职待之。官职从三品到八品，每个层面上的谏职互有侧重，相互配合，构成一个分工明确的责权体系。唐代谏官所用的谏纸是专用的，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

——摘编自《浅谈谏议制度》

材料二 唐代是诗歌的繁荣时期，诗歌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其中的讽喻诗具有明显的“谏言”性质。唐代文人不是在事后利用诗歌做一些亡羊补牢式的无力嘲弄，而是在事态萌发之前就能一针见血地指陈政治得失，几乎整个诗坛都弥漫着“经世致用”的风气。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这正体现了唐代的诗歌风貌。

——程遂营《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

材料一   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为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周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周礼》记载：“王者立后、三夫人、九缤、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西周礼制还规定，男子二十岁“冠而列丈夫”，女子则十五岁为“及笄”，男女未成年不得成婚。《礼记·曲礼》记载：“男女无媒不交。”西周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须符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完成六礼后，婚姻关系才算成立。

材料二   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礼的调整作用，注重引礼入法。汉代不仅遵循一夫一妻制度，还强调和倡导女子从一而终。其中，汉代的“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准则，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其中“夫为妻纲”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妻子必须遵循丈夫的想法和决定，以丈夫为尊。在结婚要件中，汉代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和“六礼”；汉朝从人性出发，认为男女年龄太小做父母是不理性的，鼓励晚婚。

材料三   唐代，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开化，社会理念开放，以及受到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影响，唐代的礼俗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变化。例如：离婚比较自由；妇女地位较高。在婚姻成立上，《唐律疏议·户婚》记载“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说明“媒约”的介绍是唐代婚姻成立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唐律首次提出了同姓不婚、亲属不婚、良贱禁婚以及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结婚的禁止性条件。

材料 魏晋至隋唐，门阀士族渐趋衰落。唐代只允许少数高级官员设置于京师的家庙，到宋代则成为普遍出现在乡里的宗祠。宗祠通过编修族谱、祭祀宗祖等仪式，敬宗收族。宋仁宗时，社会兴起私家著谱的风尚。编写《苏氏族谱》的苏洵认为，“观吾之谱者，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宗族常置族田，使“嫁娶凶葬皆有赡”。当遭遇水旱灾害，宗族则成立义庄，赈济乡里。同时，宗族还重视编制族规，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如要求及时纳税服役，“不可互推以辱家门”。面对社会争财竞利以至“父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各地宗族多兴办教育，要求子弟修习儒业，“《诗》《书》不可不学，礼义不可不知”。北宋至明清时期，宗族逐渐转变为具有地方政治和社会功能的组织，在基层社会秩序的调节中发挥出重大作用。

——摘编自微博《宋代的宗族社会秩序》等

材料一   19世纪被称为"科学世纪"，这不仅是因为自然科学在19世纪取得了辉煌成果，而且因为科学本身的面貌、它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成了一种社会建制，即科学事业已成为社会构成中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成为一种职业。科学内部也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化。同时，科学也更加国际化。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技术的发明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知识。这样，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成为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给人类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变化。同以往科学更多表现为个体劳动的特征相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研究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科学技术成了集体的劳作和创新，科学制度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的程度大大提高。过去是科学指导技术，而今，是技术的需要引领科学理论的深入研究，科学成了技术性的科学。随着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日益明显，科学的社会化程度得到普遍提高。自然科学的发展因其自身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劳动，因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已不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领域，而是处于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之中。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