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多元、复合的特征，故人文关怀必须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途径来实现，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实现“礼之用，和为贵”，构建一种全面的和谐关系体现对人的整体关怀，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以“仁爱”为出发点与核心，将“孝”定为伦理的起点，以“中庸”为方式构建良好人际关系，培养“浩然正气”，提高个人修养，养成高尚道德情操。传统文化还尊重人的自主性，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相辅相成中实现精神自由与灵魂安顿，以“仁民而爱物”之心，实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博爱情怀。

——摘编自杜喆《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关怀思想研究》

材料二   对个人命运、价值和尊严的关注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一种最基本的信念。西方人文主义者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他们从反对神学对人的统治出发，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要求恢复人的各种权利，他们把神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推翻封建神权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人自己。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彼得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

——摘编自杨春苑、李春荣《论西方人文主义》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孔子很早就认识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他还强调：“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提出“时养”即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和不可逆性，人们必须“不违农时”、“勿夺其时”。荀子继承了孔孟尊天重道的思想，把“受时”与“治世”相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荀子将孔孟儒学的“知天命-畏天命”的社会伦理思想发展为“知天命-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凸显了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使之用之不竭和永探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责任。

——摘编自任俊华《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审视》

材料二   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问题引起民众广泛的关注和忧虑，生态伦理学应时而生。施韦兹认为：“我们越是观察自然，我们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然中充满了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个秘密，我们与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关。”利奥波德主张：“如果对待自然的态度全部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那么在土地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就会因为缺乏经济价值而被消灭。因此必须修订伦理标准，使之从经济学向生态学过渡，这既是土地伦理的全部内涵，更是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标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作为扩展的伦理学的一个方面，是现代生物中心论的或整体主义的伦理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摘编自曾建平《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

材料   尽管大地以及一切低等生物都归所有人共同拥有，但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的财产。这是一个人专有的权利。他自己的劳动成果，他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他自己的财产。只要他改变了任何物品的自然状态并把它带回家，他就已经融入了自己的劳动，加上了自己的东西，从而使它成为了自己的财产。……非经他们本人的同意，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其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没有这一点，他们根本谈不上是有产者。任何官长越权发出的委任状或命令，如同任何私人的委任状或命令一样，是无效的，不起任何作用的。两者差别在于官长拥有为特定目的而设的职权，私人则毫无职权。因为，使人享有行为权力的，不是委任状而是职权，如果违反了法律，那就没有职权可言。

——摘自洛克《政府论》（1689-1690年出版）

材料一   在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2%，却具有相当于全世界40%~60%的现代工业能力。英国纺纱业的机械化，比单个生产力提高了300至400倍。伦敦是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政治中心和新闻中心。可以这样说，造船技术、蒸汽机和动力织机不断改变世界均势，蒸汽机和动力织机把英国推到19世纪世界领导国的地位。

——《英国百年经济奇迹》

材料二   马嘎尔尼使团带来了大批科学仪器作为礼物，希望以此引起清朝的重视。但清政府却将这些先进的科技成就一概视为“奇巧淫技”，并认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而且，清朝政府对于英国人将各类专家的名字放在使团官员前面而感到大惑不解：“此项人等，既称官员，何以名列在天文、医生之后？”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英国》

材料三   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郑观应明确指出，“商战重于兵战”，兵战固不可忽视，但是“末”，商战才是真正重要的，是“本”。要进行商战，必须有大量丰富而价廉物美的商品进入市场与外国资本主义竞争，而这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做后盾。

——《历史研究》

材料一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作为一个自然神论者，他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作为其自然神论的思想基础，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他同样也受到中国文化以及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并高度赞同朱子理学自党的理性精神。伏尔泰主张不应该继续盲目速信基督教，应学习中国的儒家思想，用历史的眼光来判断基督教。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儒教是人类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在欧洲陷于迷信腐败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行最有道德的纯粹宗教了”。

——摘编自那上仪《中国儒家思想对17、18世纪法国的影响》

材料二   下列是中国出版的与研究启蒙运动有关的部分著作：

材料一   “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职业教育得到广泛关注。1906年全美各地的职业学校逐渐兴办，每个州设有一所工业或农业专门学校。1917年，美国组建联邦职业教育局，各州设立教育委员会，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相关事宜。职业教育的经费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到1918年，美国中央财政补助费用达到747余万元，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拨款超过1977万元。职业学校在培养专业技能课的同时，还要求“每个儿童，每个星期必有一点钟（一个小时）习公民学、卫生学、修身学、社会法律等科，至四年而后毕业焉”。民国初期国内教育界对美国职业教育的介绍，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转型提供了借鉴。

——摘编自朱鸿翔《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思想的传播：以美国为例》

材料二   1980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积极恢复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1983年5月，国家要求把部分普通高中改变为农村中学，注重对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生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同时在津、鲁等地设四所技工师范学院，专门为技工学校培养师资，以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使我国职业教育办学体制与普通教育办学体制分离，以法令形式确定了“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随着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国家教委关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思路更为明晰，至1998年，全国高职教育招生43万人，在校生为117万人，独立设置的高职学院达432所。

——摘编自朱德全、石献计《从层次到类型：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百年》

材料一   梁启超自幼研习儒家经典，少年时认为“为今之计”，当秉持“六经诸子”学说治理天下，“以历朝掌故为纬”，探究“古人治天下之法”。19世纪末，在大量阅读西书后，他看到“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无大无小，而一切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在撰文批评儒家不关注自然和缺乏科学精神的同时，梁启超推崇西方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的科学精神，试图将科学方法推广到社会领域。梁启超对待儒学的态度演变，是很有代表性的，深刻地反映了晚清思想界在中西比较领域的理论走向。

——摘编自苗建荣《论梁启超对儒学与西方科学的态度》

材料二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说：“夫孔教之名词即不能成立，强欲定孔教为国教者，讵非妄人。”推翻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必须反孔，因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在他看来，生长于封建时代的孔子所垂示、主张者皆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与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幸福之无与焉”，孔子之道是不能行于今日共和时代。这些论述对动摇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摘编自李先明《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非儒”的历史重探》等